“大将掌百万雄兵在外，官家病重，不能理国政，故哀家欲以文公进京……”

“太后，西北方平，不能称之为安定，且王子安已做避嫌之举。”蔡确隔着帘子说道。

对高滔滔这番话，蔡确很不满意的。

首先王巨不是武将，什么大将的，不能这么定性，宋朝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制度，不杀士大夫，但可以杀武将的！

其次也不能称为百万雄兵。

这次出动的兵力确实很不少，如果包括河东，总兵力达到了七十多万，逼近七十五万。王巨也上书解释了原因，西夏一旦平定后，前线重心转到了河北河东，但这两处承平时久，军民皆不习战，那则忧矣。

因此在没有太多危险性的情况下，又正好秋收结束，于是许多河东百姓也随着后勤，一起深入到辽境。

但实际朝廷这次大会战，调动的禁兵、蕃落军、边军、保捷军，也不过三十几万，严格说，这些才是真正的编置内军队。余下义勇、壮丁、强人壮马、弓箭手能算是军队吗，那么保丁也要算军队了，这样算起来宋朝得有多少军队？或者在国境内押运粮草的老百姓也要算成军队了，这样算，那确实是“百万雄兵”。

而且王巨也做出许多避嫌之举。

辽国国书送来了，赵顼还没有病重，大祭可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这样临时性的国祭，得挑日期，得做很多准备，还有封赏。

也就是就着大祭连同赏赐一道下去，会节约很多钱的……没办法，现在国库真有些儿紧张了，况且前方还象一个无底洞一般，要填很多钱帛下去。当然，难就难在今年与明年，到了后年边防建设完善，移民安置妥当，宋朝迎来光明的日子了。

先是王巨，他后面已经缀了许多顶级职官了，那继续再缀吧，反正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的职官有很多，真不行，多缀几个节度使就是了。

其次是章熊二人，不但封授了一些顶级职官，还与刘昌祚、苗授封赏了国公。不过刘苗二人封赏国公是有前提的，两人老了，这次又经历了许多长途跋涉，比如苗授从熙州带兵打到柔狼山，又跋涉到了北河套，刘昌祚从灵夏打到了河东，于是两人陆续病重。

西北苦寒，战事结束后，朝廷陆续下诏，让两人回来养病，但情况很不好了，这才赐为国公。

不但他们两人，包括李宪、林广、姚兕、张守约、王广郁等将皆抱病在身，只是吊着一口气在战斗着，这一战打完了，未来很久宋朝也不会发生大战役了，他们本人同样功成名就，于是一一病倒，只好调回京师养病。

实际上有的人在史上早就病逝了，只不过王巨自从王韶死后，对边境诸将一直很重视，刻意聘请了一些有名气的大夫，呆在这些重将身边，保养他们的身体，这才延续了他们的生命。

功成名就，一口气松下去，一些老将也迅速不行了，实际上王巨还没有离开宋朝，陆续地就有一些老将病逝。

余下姚雄种谊等七十二将，赐候。

这七十二将除了二十几员老将外，余下的将是宋朝未来边防的中流砥柱。

随后赵顼病重，王巨得到消息，立即上书，一是将陕西一划为二，原来有很多编置现在不适合了，比如府麟路，原来孤悬在上面，只有从河东路调拨供给，所以划在了河东路。

但现在位于河套南路与鄜延路之间，再将它划为河东路，显然不合理。

然而这样一来，陕西路未免太过庞大。因此王巨建议将陕西路一切为二，陕西南路包括原来的永兴军路、泾原路、秦凤路、熙河路、湟州路与河西两路，陕西北路则包括环庆路、鄜延路、府麟路、河套两路、灵夏两路，分别置经略安抚使，提举使，制置使，转运使，分控整个陕西十四路的军政财大权。

这也是未来需要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对王巨一个无形的权利掣肘。

第二个举措则是轮戍禁兵，将现在陕西路的大半禁兵轮戍回京，其中一半又调往河北路。毕竟河北路无险可倚，军民又不习战，万一让辽国看到这个漏洞，恐生叵测之心。

但这么多久经沙场的禁兵调到河北路，辽国人也就老实了。即便不老实，宋军也能做到给他们迎头痛击。

这么多禁兵调回去了，必然从其他地方调拨禁兵过来充实。

后者未得到什么好处，王巨对他们又不熟悉，军事上需要这次轮戍，实际也是对王巨一次无形的掣肘。

王巨也没办法，安定安定，安不行的，得定下来。

即便自己五月离开西北，西北只能说勉强做到粗定，还不能说真正的定。

自己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高滔滔的猜忌没有道理，而且皇上还未死呢。

“蔡公，当年王莽安禄山皆以忠善著称。”

莫须有！

反正我不放心。

确实高滔滔是不放心了。

无论手中掌握的兵力，或者在宋朝的威望，王巨如日中天，无一人能及。

蔡确无辄了，别看他是当朝首相，如果高滔滔认死理了，蔡确最后必拜下风，他只好说道：“太后，文公已老。”

“哀家欲以文公为门下侍郎加太师、平章军国重事。”

太师的什么，蔡确不是太在意。

关健是这个平章军国重事，它出自唐朝，位在宰相之上，不常设，以位处高德老臣，以示宠幸，非朝日不用来政事堂处理政务。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就罢了。

这又要说到制度问题，其实三省制度出来后，中国政治制度基本完善了。

尚书执行，门下审议，中书决策，再加上言臣监督，后来各国变来变去，无外乎还是这四个基本核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

比如宋朝的差官制度，宰相久掌朝堂，对国不利，因此宰相做了几年后得让他下去，然而这个宰相不甘心呢？现在有了差官制，便很好解决了，比如赵顼让韩琦下去，于是制特授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扬州大都督长史、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判相州军州事、同群牧兼管内劝农使，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宗正协恭赞治亮节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又赐第一区于京师，擢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

其实真正的官职就是判相州。

但是这些守徒、检校太师、侍中、扬州大都督长史、准南节度使、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使，都是拿工资的最顶级职官，一是会使很多工资，二有了足够的荣誉，好了，朝廷没有委屈韩琦了。

再说这个监督，到了后世，也不过如此，只不过监督的手段变多了，纪检部门的盘查，是一种监督，律法判决也是一种监督，舆论也是一种监督，民主国家选票制度也是一种监督，选你上台了，你得做好，做不好，俺们下次就不选你了。

然而也不要以为它们就真的进步了，

律法判决，弄不好就成了打压政敌的工具。

至于这个选票与舆论，那就……呵呵……呵呵了。

就象王巨在彼岸实行的制度，上层不采纳选举制，这玩意儿弄不好就是一个个笑话，试问****们能有多少政治嗅觉？于是谁的金主多，谁能控制更多的媒介舆论，谁能吹，谁就上位。

但下层则可以避免这一现象，都是乡里乡亲的，什么能力，什么品性，不用舆论操控，大家都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台一些律法保障，比如某人拳头大，家人十八个兄弟，谁不选俺俺们就揍谁，好了，马上黠字流配三年，那么就能保障其公平性与不受操控性。

再从庞大的基层中，选出脱颖而出的官员担任中层官员，在这之后，则是精英换届制度了，至少不会受资本干涉，同时上来的顶级官员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至少不会出现宋徽宗、宋高宗与宋理宗那样的主。

然而这样的制度就完善了吗，还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王巨再三所说的，权利的分配。

现在制度基本上就是决策、审议、执行与监督四种，但一开始时三省制度是尚书最贵，到了唐朝变成了中书，决策最贵，后来又变成了门下，审议最贵。

也就是文彦博这个官职，如果不放权，它也没有多少实权，权当是一个高级顾问。如果放权，那么就是实打实的位于宰相之上！

蔡确忧虑的离开皇宫，迅速写了一封信通知王巨。

王巨也迅速回了一封信，说这是必然。但也没有蔡确想的那么悲观，因为有一点，那便是韩缜。

朝廷也同意了将陕西路一切为二，陕西南路无疑更富裕，不仅有河中府长安等后方富裕的大州府，秦凤路熙河路等地区同样水草丰美，就是河西两路也比北方荒凉的沙漠戈壁地带强。

但论重要性，无疑还是陕西北路，朝廷置了熙河路、湟州路、河西两路、灵夏两路、河套两路、府麟路九个缘边路，但真正的备战区却是在灵夏两路、河套两路与府麟路，五个备战区全部在陕西北路，同样，大多数精兵猛将也在陕西北路，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包括阴山的那道长城，更是在陕西北路。

朝廷经过高滔滔同意，以韩缜判延州兼陕西北路兼缘边五路安抚经略使。

这是高滔滔对韩家的看重，一韩二吕，韩家在宋朝官宦世家中名望最高，虽然韩缜与王巨关系不错，但王巨休想能控制韩缜。一是掣肘王巨，二是拉拢韩家。

孤儿寡母的，有所担心是很正常的。

但文彦博进入朝堂后，朝堂局势必然会逐渐恶化，不过没有了司马光，恶化的速度不会那么快，如没有意外，能拖到明年年底，因此王巨给蔡确两条提议。

第一条没有必要招惹高滔滔反感，第二条请坚持到明年年年，因为北方边防建设的大约得要延续到明年秋后，才能完善。如果蔡确离开相位，后果那就糟了。

然而很多事情非是王巨能算得到的，二月到了，吕公著病重去世，他的任命，导致一些旧党大臣重新抬头，不过其本人也算是合格，任劳任怨，不过吕公著一死，蔡确拉拢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高滔滔便强迫中书下诏，将文彦博改为右仆射兼太师加平章军国重事。

王巨便写了一封奏章递到朝廷，说从明年起国家财政能出现大规模盈余了。

原来的陕西五路全部安定下来，正式进入太平时光。其他数路也在继续开发中，如果能保持前几年的状况，宋朝每年各项财政收入能逼近两亿，折成新贯，也能达到一亿四五千万贯，再加上没有宋夏战争的拖累，那么每年可以盈余五千万新贯，扣除一千余万贯国债，还能盈余近四千万新贯。

这个盈余太庞大了。

因此要适度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这个用之于民，不是送钱帛给百姓，那么送的最后还是落到有钱人手中，贫困百姓依然嗷嗷待哺，或者养了一群懒汉。

所以朝廷得准备河工了，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募工治河。贫困百姓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现在给你们经济来源。其实前些年大搞基建，也是这种性质，只是河工规模太庞大，王巨那时候不敢让它上马。

这些水利完善后，又可以造福于民。

它也是官家与臣等前些年就制订的国策之一，望朝廷三思。

如果明年上马，今年就要准备了，至少派相关的官员考察。

然后在后面又刻意写了一段，文公乃国家三朝老臣，深得人望，听闻朝廷召之进京为相，臣恭贺之。

熙宁以来，介甫公以国家病重，须虎狼之药医之。文公以治国如烹小鲜，须徐徐发之，以介甫公之治，必天下骚然，使宋朝落入危境。两者理念不合，导致诸多纷争。

二公虽有争执，然皆持爱国之心，望大宋长久也，由是而争。

今天下粗安，然契丹不可轻视。

唐太宗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正是我朝光景也，又是陛下病重，多事之秋之际。望文公忘却以前政争恩怨，以天下为重也。

这封奏章到了朝堂，大伙愕然，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新党大臣，一个个不服气地想，王巨投降啦！

不过蔡确与章惇没有作声，王巨也恐章惇不理解，暗中写了一封长信给他。

范纯仁与吕大防却感到欣喜，这封信也意味着以前朝争落下帷幕了……想的美！

三月二十二，文彦博进京。

四月初八，朝廷再次接到王巨奏章，上书说臣与陛下约定，以待罪之身，替大宋效劳六年，马上六年期满，望朝廷恩准臣去彼岸，也请朝廷安排缘边大臣将臣手事事务一一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