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炎三年四月底，出使占城的刘黼、夏士林返回了琼州。他们费了不少唇舌总算为行朝搞到了部分急需的粮食，这大大缓解了岛上的粮食危机，也让为此一直焦虑不安的陆秀夫松了一口气。

刘黼、夏士林在占城见到了陈宜中，并且陈宜中在粮食的问题上还帮助他们和占城国主进行了交涉。但陈宜中没有跟他们回来，只是说还要为朝廷住占城进行商议。

帝国的朝臣对此议论纷纷，但东没有理会这些，他在此期间和文天祥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交谈。

后世研究帝国历史的学者一致公认，帝国历史中最难以明了的是景炎年间的历史，而景炎年间的历史中，最迷雾重重的又是行朝在海上和琼州的经历。由于帝国当时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一切都是从简，所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记录，都很简略。比如像帝国君主和文天祥的这次谈话，在史书上只有了了的“帝问对于宋瑞”这六个字。

但令人不解的是，帝国核心的几个重臣对于这段迷雾重重的历史，竟然没有一个留下只言片语，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他们是在刻意的隐瞒什么。

就帝国君主和文天祥的这次会面，许多后世的学者根据文天祥的为人、其后的仕途轨迹、后来帝国政治的进程、以及一些其他大臣回忆中的蛛丝马迹猜测，正是在这次君臣会晤中，宋瑞对帝国君主所说的话，对帝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免不了猜测，但猜测永远不等于历史。

对于当时的东来说，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安排宋瑞在行朝的位置。如果让东评价宋末三杰的能力，那么在大局观上，宋瑞绝对会被他排在第一，因为史书上宋瑞的几件事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宋德?元年（1275年）八月，宋军于焦山再次大败后，文天祥至临安，针对日益严重的帝国局势，上疏朝廷：“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乃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而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在这篇上疏中，宋瑞不仅指出了帝国自建朝以来在军政上的缺憾，同时对时局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论其方案是否能够奏效，但这是当时整个帝国朝廷里唯一的关于时局的对策，而且它是富有进取心的对策。它充分显示了宋瑞的全局性眼光、以及敢于变革的勇气。可是帝国的大臣们是如何认为的呢？“时议以为迂阔，不报。”

当三个月后，也就是德?元年十一月，元兵破独松关（位于今浙江省安吉县南独松岭上），临安直接处于元军的威胁之下，帝国朝廷上下大惧。而这个时候，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仅三四万人。宋瑞因此与张世杰私下商议，并再度针对局势提出一个方案：“淮东坚壁，闽、广全城，若与敌血战，万一得捷，则命淮师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张世杰闻言大喜。

但当时的丞相陈宜中“白太后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议遂止。”而朝廷的秘书监陈著上疏请从文天祥之议，曰：“与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借一！万有一幸，则人心贾勇！且敌非必真多智力，不过乘胜长驱。若少沮之，则主兵之与悬军，其壮弱即异矣。”陈宜中不仅不听，还将陈著赶出朝廷去了台州。

其后，当元军至临安北关，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而他俩人帅众背城一战。陈宜中又不许，白太皇太后，遣人以传国玉玺至元军营洽降。

文天祥在帝国最危机时刻的几次谋划，说明他的总体能力是高于陆秀夫和张士杰的。

但宋瑞不是没有缺陷，至少在实际的军事作战上，他存在很大的不足，说他无知不算过分。比如他在江西，在没有更细致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进军，显然有些过于急切。而且哪个在空坑牺牲自己，替他引开追兵的帝国宗室监军赵时赏当时又是如何评价他和部下的呢？“时赏在军中时，见同列盛辎重，饰姬侍，叹曰：‘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这一切说明他当时根本不懂具体的军事行动应如何进行。

宋瑞同样还有其它的弱点。当他从被押往北方的途中逃回来后，他一见到陈宜中即指责其“当奉两宫与二王同奔，奈何弃其所重，宜中惭嘿，又数诮其怯懦，纪纲不立，权戚用事，且曰：檀公上策不意公能得之。”檀公策就是三十六计，宋瑞这话就是：没想到陈丞相你还将“三十六计走为上”领悟的真好啊。结果“宜中不乐。”

而见到张世杰后，宋瑞又问他带了多少兵出来，“世杰以所部对，天祥叹曰：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世杰亦不乐。”

文天祥的正直令人敬佩，但在帝国如此危机的时刻，团结应该更重要，因此他被排挤出行朝应该还有其性格上的问题。当他至福安，先是“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后“以国事皆决于陈宜中，议论多不合，固辞不拜，乃以为枢密使、同都督。”不久他离开行朝，单独开府南剑州，会不会他也自己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