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孙桓子率军攻打齐国，结果大败。

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一命，于是孙桓子想赏几座城池给于奚以报答救命之恩，但被于奚谢绝。于奚提出的要求是，请孙桓子允许自己在马车上装饰“繁缨”，这是一种贵族身份的标识物。

孙桓子一听很高兴，一分钱不花就能还个天大的人情，何乐而不为？但孔子却不这么想，他说“不如给他多几座城池，但名位和宝器决不能给。”，因为在孔子这里，象征身份与名位的马饰，远比象征财富的封地更加重要。

“惟名与器不可假人”这句话其实是出自《左传》，，“假人”就是“被做假者”，比如“狐假虎威”。原意应该是君主驭下之道，假人严重了君主会被架空，甚至臣弑君。

往更通俗一点说吧，华夏文明讲求的是名正言顺，那么“名”自然也就显得无比重要，名可以是名声，也能是威名，其实就是公理正义，既是天道；“器”本来是指一些身份到了才能使用的工具，早前是“大丈夫不能五鼎食，死亦当五鼎烹”，说的“鼎”就是“器”之一，而“鼎”可是诸侯才能用的。“器”前面应该再加上一个“公”字，既是“公器”。

《周礼.天官.阍人》可是说了：凡内人、公器、宾客，无帅，则几其出入，以时启闭。

又有前汉司马光劝谏西汉文帝：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

有些绕和有些晕，说千道万“名”与“器”从来都不是什么玩物，名不可轻授，器不可私用，要不一个国家绝绝对对是要乱套，乃至于国将不国或亡国。

“名”得来不易，不能是自己号称，要得到认可，才能名正言顺。不管是官职或是诸侯，乃至于是王号，不被承认就是“草头号”，等于是闹笑话。

现在当然还不是“草头王”乱窜的年代，虽说自称王号也比较普遍，可是手底下没有几郡之地或十数万之兵，真没人有脸称王。

帝号就更没有人胡乱自称，无关正朔与否的问题，是一种人们对于名号的重视。除开中土皇室有称帝之外，也就是石勒称帝，可石虎后面又自行免了皇帝自称天王。

话说，天王就是胡人搞出来的名号，出发点就是觉得皇帝当不得，可又不能比大王低，那就干脆叫天王好了。

刘彦对冉闵的提议听得一愣神，收起笑容比了个“请”的手势当前迈步。

冉闵脸色暗淡了一下，他知道这种事情急不来，调整了一下心情迈步跟上。

所谓的宫城看着其实没有半点宫城该有的样子，除了一条稍微像样的御道之外，其余地方一点都不显得富丽堂皇，更因为工地太多看着有些乱糟糟。

要说起来的话，冉闵在长安的宫城都比刘彦的要更像是一个王者该待的地方，不提继承于刘耀时期的宫阙，后面冉闵也是好好地修缮了一番。

看刘彦的宫城也就是道路好一些，看不到任何颜色鲜艳一些的东西，就是慢慢进入冉闵视线之内的宫阙屋顶竟然也是普普通通的青瓦，连带墙壁也没有上漆，裸1露出青灰色的砖石颜色。

不过得承认一点，那就是刘彦的皇宫看着建筑物普遍偏大，尤其是那些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成的承重柱又粗又大，一些持戟站立的宫城卫士待在下面显得非常之渺小。

按照汉家体制，汉国在修建宫阙的时候是以汉制来命名宫殿的名字，排在优先建设序列的是未央宫。

汉承秦制，也就是说汉室的制度是来自先秦，宫阙其实也差不多，不过是在岁月的流逝中多了起来，比如长乐宫之类的就是这么来的。

刘彦建造宫阙是往“华而夏之”的规格来。

通常意义上“华”所指的是“有服章之美”，“夏”指的是“有礼仪之大”。实际上一开始不管“华”还是“夏”都是大部落，且注意那个“大”字，所以就特别要注意“特别强大”和“非常”两个意思。

既然刘彦要“华而夏之”，那么款式上就是传统的华夏情怀，再来就是要大，不是指占地要多大，是建筑格局上要大气，使人看了觉得自己的渺小心生畏惧之感。

因为一切都还在建设之中，刘彦想要的那种意境表现不出来，冉闵看了反倒是觉得刘彦太过朴素，有点没有王者之风。

奢靡对于贵族从来都不是罪过，对王者更加不是。因为按照观念来讲，身为王者就该锦衣玉食，就该住华丽宫殿，那是一种上等人就应该过的日子，不但同阶层的人是这样的想法，连带万众黎民也是觉得理所当然。

那样一来的话，王者表现朴素要有一个度，该有的一定要有，可不能就真的朴素，要不被鄙视和万众失望的可能性更高，不会得到真心诚意的赞美。

所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她自己的特性，不是每一个时代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