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译文；拔柔软小草的时候，将草拔起了一把茅草，它们的根相连在一起，真是物以类聚，所以找它时要以其种类而识别，出征吉利。喻人事，除恶务尽，才有吉利可言，相反，则不吉有害。
解说这是泰卦第一爻爻辞，代表主方的行动，阳，表示主方积极主动地谋取和扩大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创新、创业、投资、进攻、求职、示爱，等等。“茅”（mao），草本植物。“茹”（ru），柔软：柔茹而寡断。“汇”（hui），会合。主方与客方的利益像草一样缠合在一起。第四爻是阴爻，客方被动，因此，客方依附于主方。如果主方主动，吉利。在主方采取积极主动的时候，须要考虑客方利益，并且协同客方一起行动，“拔茅茹，以其汇”。爻辞没有说不主动就不吉利的意思。因此，“出征”，可以更广义地解释为对客方采取主动行动，不一定非得要采取进攻形式。
在初九这一爻之中，涉及到了同类。在公司里，自己及与自己地位、能力相同的同事都会有所提升。
在事业上，功名利禄不是第一位的，要更加注重人脉关系。与人交往时，不要吝惜财钱，如果与朋友吃饭，应该用最好的酒来招待。打下良好的人脉关系基础，做起事来才会吉祥如意。要开创一个事业，单靠自己的单枪匹马是难以成功的，应该找到志同道合的“同类”，一起来做，才有成功的可能。
《易经》在古代也被君王用来占卜。君王或领导人占得此卦，就要注意境内的**势力，应该将他们像拔草一样。连根除掉，这样才会大吉。
经文意思是：拔茅草，茅草长长的根将它的同类也带离了土地，征战吉祥象辞意思是：拔出茅草征战吉祥，是因为他的心志在向上进取。
拔茅草是古人的农业生产项目之一。有什么用呢?其一是将茅草从田间拔掉，利于庄稼的生长;其二是可以当作家畜的饲料;其三是可以用来作祭祀的物品，即将祭品垫在茅草上面。
“拔茅，茹以其汇”，这句话的意思就相当于今天人们常说的“拔出萝卜带出泥”，是揪出主犯也带出从犯的意思。不过“茹以其汇”比现在这句俗语更形象。更生动。因为茅草的根很长，所以把茅草拔出来，其长长的根可以带出许多其他的茅草或草类。在这里“茹以其汇”象征不归顺的诸侯国，所以说征吉。当时的天子便是众诸侯国的盟主，有不服从盟主的天子便要带兵讨伐。这一打仗，被讨伐的诸侯国的友邦也会帮忙，所以天子讨伐成功，便可以把不忠于盟主的所有诸侯国灭掉。所以说“茹以其汇”，这种征讨很有价值。
泰卦是社会和平稳定。怎么一上来就谈征讨之事呢?其实只要翻翻历史书就会发现，古代的太平盛世没有不发生战争的。人民富裕了，国家就会富强，富强以后做什么?扩充地盘。扩充领地，这是历史规律。因为太平盛世的条件之一便是国土广大，泰的本义是大中之大，不打仗怎么行呢?
故事；
郑氏的父亲叫郑承宪。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宫时，郑氏位在淑嫔。她容貌艳丽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郑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并在万历十一年（1583）超晋加封为贵妃，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郑贵妃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于是，无论于情于理，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倚重便都是无以复加了。
万历初年，李太后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师名门之女王氏。王皇后为人端谨知礼，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对神宗百依百顺。但是神宗并不喜爱她，加上她也没有给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对神宗寻花问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无事。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处请安，发现服侍太后的宫女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当时就临幸了这位姓王的宫女。不久，这位王氏宫女生下一子，即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无奈只封了王氏宫女一个恭妃的名号。按礼，母以子为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册封为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诸嫔妃之上，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是早已习惯封建正统礼法的朝廷百官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为此闹得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搞得神宗十分气恼，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郑贵妃却从旁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一听转忧为喜，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奏章上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转眼间郑贵妃已有身孕，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贵，随之郑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高出皇长子母亲恭妃两级。这样郑贵妃在宫中地位更加稳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明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当时，那些坚持封建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神宗立其子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神宗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事见《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也正符合郑贵妃的心计。然而，郑贵妃与神宗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举圣旨，降谕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时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对群臣推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人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此时，人多口众，神宗如何能抵挡得了。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册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话，就等皇长子长到15岁的时候再行大礼。”
此时皇长子已经11岁了，本来也等不了几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屡次失信于人，所以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会忘记或者是装聋作哑。因此，就在限期“后年”临近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忍耐不住，便变了个法子进行试探，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没有此疏还罢，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此时立太子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他“想待嫡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则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但因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廷臣们推翻了。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这之后，朝臣又坚持让皇长子朱常洛预教。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为朱常洛举行了预教典礼。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在这场马拉松赛中长到了20岁。神宗此时已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给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
随心所欲腐化无度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著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神宗与郑贵妃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神宗与郑贵妃都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