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彦昌找到孟德尔的时候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正在属于他自己的植物园里坐在自己宽大的书桌前，戴着金丝边近视眼镜，手上拿着斯塔克出品的“英雄”牌钢笔在他的实验笔记上写写画画，不时还悠闲的端起杯子品着从古巴运来的咖啡。

好一派惬意的风光！

这位有个大大的脑袋，微胖的身形，随时都能见他戴着一顶大礼帽，喜欢把长长的靴子套在短裤外边穿着，要是走起路来准是晃晃荡荡的家伙，谁能想到他在前不久刚刚炒了教会的鱿鱼，放弃了体面的身份地位，毫不拖泥带水的跨入失业大军的洪流？

这就是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

本就没有从事神学工作的孟德尔先生在修道院整日与那些只会耍耍嘴皮子插科打诨的修道士们“战斗”，繁重的教会工作让他再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科学研究了。直到两年前，因为政府的税收问题，科学大牛孟德尔扛起了公正和正义的旗帜向政府开战了。

“我要他们知道强权是压不倒公平的！”

在斗争的那些日子里修道院的其他修士背叛了他们的院长向政府屈服了，政府没收了修道院的资金，只有孟德尔一个人拒绝了政府的威逼利诱下定了决心“抗争到底！”

只可惜，法院是政府的，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而改变，孟德尔败诉了。

就在让他心力交瘁的这些日子里，一封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布吕恩的信件是他唯一的支持，他将自己七年的、涉及0，000个以上植株的试验研究比作是“一个与世隔离的试验”，从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支持的独孤求败，在这一刻忽然发现自己的支持者，还是一位有力的支持者！

被自己心目中认为的伟大的植物杂交学专家内格里冷眼待的孟德尔找到了知音，在大洋彼岸竟有人关注过自己近十年几乎没有触碰过的科学论点，这封信就是他的马太福音。

终于，在法院判定书下来的那一刻，孟德尔除了沮丧和悲哀，竟还有着一份释然。

修道院失去了资金，教会里其他修道士的排挤，让这位修道院长在自己的修道院里几乎没有多少容身之处了，那一刻，一向保守的修士先生竟然离职了。他背起了自己的行囊，远渡重洋，他想见见那位可以称作是自己当世第一知己的人到底是谁！

所以，孟德尔来了；所以，杨彦昌来了。

植物园就在实验大楼的后边，有一大片被耕种过的土地，那里无论是谷物还是蔬菜，或是花草，都在一片土地上欣欣向荣的成长着，目前来说，植物园和微生物研究室就是整个生物实验室的主体部分了。

两年来微生物研究室在和医学实验室的联合实验下已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你能想象当杨彦昌这个文贼发现当世人们竟然才开始对微生物有个初步认识时的表情吗？虽然他仅仅只能提供一个思路，但是由纽约各大医院的医学家组成联合团队就能够发现比如结核杆菌，伤寒杆菌等一些传染病病菌毒入侵人体后对人体的破坏，在研究团队成员后署有斯塔克实验室名称的论文在美国，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但是，植物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