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到以上几点，周平可以说是操碎了心，幸好他有个有利条件——不缺钱。宣和年间的北宋王朝虽然在宋辽和宋金战争中表现的一塌糊涂，但应该说还没有进入王朝暮年，除了顶层官僚和皇帝脑残以外，整个国家的中下层官僚机构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否则也没法在失掉首都后还能重建和支撑着军队击退金人的南侵保住半壁江山。担任着打击威胁到纲运的水贼任务的梁山水寨，对于韩肖胄报上去的一个指挥（宋军编制，大概五百人）的编制，枢密院痛快的批准了，朝廷给钱给器械很痛快，也没有拖欠军饷。

更重要的是，通过那位提举京东诸州括田所诸事的吴穆吴公公，周平还搭上了杨太傅这条天线。作为承担着为宣和天子提举“立明堂，铸鼎鼐、起大晟府、龙德宫诸事”的大人物，杨戬杨太傅是一个很缺钱的人，为了满足赵佶无限的贪欲和好奇癖，当然更为了塞满自己的口袋，杨戬需要获得巨额的金钱，而这些钱财是无法从正常渠道得到的。因此，杨太傅采用了我们现代人很熟悉的一种制度——包干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交够官家的，留下太傅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简单明了的制度博得了他手下们的热烈支持。

吴穆吴公公便也是其中之一，为了尽快的剿灭梁山水贼，开始自己的收税大业，他也仿效了自己的主公，对周平许诺，只要扫清一片水域，就可以从所在地域的税卡收上来的税款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回报，为了取信于周平，他甚至建议周平派人到税卡里去当差作为见证。从宣和二年的五月起，周平每个月都可以从吴穆那边获得七八百贯钱还有不少粮食布匹，光是这一项就足以支付那一个指挥士兵的全部军饷和各种杂费。有了这一笔财源，周平才能够保持士兵高强度的训练并打制各种器械。

说到器械，中国传统上有“五兵”之说，这“五兵”的解释在不同史书上各有不同，但一般来说是“弓 、戟、矛、 剑 、楯”这五种武器，《司马法》中“兵唯杂”、“兵不杂不利”的原则，这个也不难理解，这“五兵”中弓弩利远、长矛较长利于平旷、戟剑较短利于险阻、楯是用于防御之用，只有在一个基本单位中杂合配置装备着不同兵器的士兵，才能够在不同环境下都能克敌制胜。

由于北宋承接五代之弊，又建都于开封，处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所以从开国太祖开始，就极为重视军队兵甲的制造和改进，可以说北宋军队的兵甲之坚利，达到了我国冷兵器时代的顶峰。尤其是弓弩与甲胄，更是前代所不及。但问题是根据大宋的法度，像神臂弓、步人甲等第一流的军国之器，像周平所指挥的这种主要任务是捕盗的地方守备部队，几乎是没有配备的，就算是普通的强弩和盔甲，也是要打仗的时候才从府库中发出来，平时要收入府库之中，自己打制更是在严禁之中。这也是至善看到瑞士长戟那么惊讶的原因——那些水贼有件麻衣穿就不错了，朴刀和长枪就足够了，根本用不上这种军国之器。

既然强弩和盔甲无法私造，周平也只能想办法从其他渠道弥补了。一方面加强教射的强度，反正在北宋虽然禁弩但不禁弓，在民间各种弓箭社非常普遍，他手下薛家兄弟、李成等人都是一等一的好射手，挽的一手好弓再去用弩那就更简单了。至于盔甲，那就只好在盾牌上下功夫了，毕竟盾牌也可以代替部分盔甲的作用，而且也便宜得多。

在水寨中士兵使用的盾牌很多，从材质分主要是藤牌和木牌，藤牌较轻主要用于挡箭矢、木牌较重可以用于近战，由于这些士兵的出身多半是水贼，船上厮杀都要纵跃起伏，所以他们更喜欢使用船上方便的藤牌，盾牌的形状也主要是圆形，毕竟在船上也少有人使用长矛重斧，更不要说应对骑兵冲击了，虽然圆形藤牌遮掩面积小，但是可以借助船舷来遮掩，也差不多就够了。但上了岸，这种圆形藤牌就是大问题了，基本只能保护到士兵的上半身和脸，下半身就毫无防御，一般来说古代盔甲很少能保护到士兵的四肢的，而且藤牌面对刀剑和长矛的刺杀，防御能力也堪忧的很。

于是周平改制了一种新的盾牌，新盾牌的形状为上宽下窄，上半边为半圆形，盾牌最宽大概有60厘米，长度为140厘米、厚度为15毫米，当交战时，士兵持盾侧对着敌人，足以遮挡住自己从肩膀到腿的一侧身体。(未完待续。。)</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