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掏出来时兑换的美元，走到售票处，小洋妞“吧嗒”一声把窗户锁了，挂了一张小牌子出来。我翻出小册子找了半天，对胖子说：“人家售票员下班了要赶回去给孩子喂奶。恐怕不能招待我们这两个远道而来的中国游客了。”

胖子一听这趟白跑了，一个劲儿地抱怨都是我英文水平不过关，才会导致现在的窘境。我说你一个连汉语拼音都读不全的人，少在那里装学问。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雪莉杨找出来，再这么闹下去，我们就要露宿街头，把老祖宗的脸丢在外国了。胖子说要不然找传达室的保安打听一下。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举着小册子找到一个在广场上巡逻的保安询问雪莉杨的情况。

老外中文水平有限，我的英文口语更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交流了半天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急得恨不得拔枪崩了自己，我赶紧安慰他，OK,OK,I’MOK。胖子说美国大兵的心理素质也忒差了点儿，难怪当年干不过咱们人民解放军。我说此言差矣，这位兄弟只是一名保安，最多属于民兵的行列，并不是政府的正规军，咱们不应该对人家有过多的要求，能听懂“你好”已经很不错了，就跟我们那边的红领巾现在都会说“HELLO”是一个道理。

天色渐晚，广场上已经亮起了探照灯，老在博物馆外边转悠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对胖子说：“总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谁知道雪莉杨会从哪个门出来，咱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才是。”

胖子说：“我也是这么个意思，要不咱们还是按老规矩，翻进去得了。”

我观望了一下四周的地形说：“不行，博物馆的墙太高，形状也不规则。得另辟溪径。上面行不通，我们可以从地下走。”胖子大喜，说：“老胡，不愧是一个战壕里的伙伴，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不瞒你说，这趟出来，我带了一样东西。”说完他拉开背包拉链，露出一截铲头。我一把捂住背包问：“你大老远跑美国带这玩意儿干吗，不是答应过以后不做倒斗营生了吗？王凯旋同志，我现在开始怀疑你去日本到底做的什么买卖，坦白从严，速速招来。”

胖子说：“日本那么大点儿破地方就算有什么值钱的古董，那也是唐朝时候咱们老祖宗给的慰问金，我稀罕它们干吗。工兵铲是给你和雪莉杨结婚时候准备的。”他拍拍我的肩膀，继续说：“你想啊，雪莉杨祖上是搬山道人，老胡你干的是摸金校尉，两人又是因为倒斗才产生了深厚的革命感情。等你大喜的时候，可不得有一把工兵铲做证婚人吗？做兄弟的，什么都替你准备好了。”

这种缺德主意也只有胖子想得出来，不但敢想居然还敢付诸实践，把东西带出来了。我苦笑不得，只好夸他未雨绸缪有一代名相孔明遗风。我们两人绕着博物馆外围转了几圈，发现广场旁边有一个喷泉公园，公园尽头拉着铁丝网，与博物馆内的大花圃只有一墙之隔。

我们两人合计了一下，觉得花圃与公园林区应该是通的。于是两人又买了一个帐篷，假装是在公园野营的游客。我们选了一处枝叶茂密的树林扎营，计算了一下从树林到博物馆中心花园的距离，估计最多半个钟头的活计，两个人交替打洞散土，又有帐篷做掩蔽，实在比闲在博物馆门口傻等要强多了。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幸福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

后来雪莉杨告诉我，美国的下水通道早在“二战”时就已经修建完善，我们打土洞进去的方法，实际上是多此一举。不过那都是后话，当时我和胖子从树林里打出一条直通博物馆花园的地下道，两人十分激动，觉得回国之后可以把这一宝贵经验传授给有关部门，作为窃取美军情报的成功案例回报上去，到时候说不定还会高薪聘请我们当国防部参谋。

胖子头上顶着草窝，拍拍土问：“老——胡——，我们是不是已经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