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林说：“没找到。他姆妈说，‘中午都没回家吃饭。’”

蔡阿毛急了，怕田树勋想不通，出什么事，忙让大家都去找。寻了一二个小时，李伯林遇见从外回转的田树勤。

田树勤嘴一撇，说：“寻什么寻？我兄弟是干大事的人，这点沟沟坎坎会吓住他吗？伯林，告诉你，田支书去兆丰了；‘县工作组’知道了钱北的事，叫他去了。”

李伯林私下与人一商量，有三个人没回大队部，没参加钱北大队党支委、革委会委员会议。

蔡阿毛什么话也没说，取出张纸，写道：“请公社党委、革委会同意，调林木森同志主持钱北大队工作。”

他签上名后递给李忠良，望着李忠良，巴动着嘴。

李忠良点点头，接过笔，也签上名。屋里几个委员也相续签上了名。

蔡阿毛欣慰地笑了。他知道，这是他为钱北大队作的最后一件事。

钱北恢复了平静。第二天一早，张国庆领着二名“县工作组”的同志到了蔡阿毛的家。一个晚上，蔡阿毛的家里堆满了中草药。李忠良等人正准备送蔡阿毛进城；“县工作组”的同志通知蔡阿毛，“经研究决定，蔡阿毛暂时不去‘东方厂’，先把钱北事情处理好。”

“县工作组”的同志开诚布公，首先肯定了蔡阿毛同志“临危不乱，沉着地化解了一起事故。”为了更好地开展“社教运动”，必须澄清是非。首先田树勋同志的《‘社教’工作方案》是在“社教运动”中涌现的“新思路”，虽有些激进，有些问题有待探讨，但“革命的大方向”没有错；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缺乏革命的战斗意识，出现暂时的不理解。这更说明“社教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消除社员对“社教运动”的误解，蔡阿毛同志必须作出深刻的检查，必须公开认识由于他“干涉了钱北的‘社教运动’，使钱北的工作造成了被动的局面。”

蔡阿毛摇摇头，取笔写下：“田树勋不适合担任钱北党支书工作。”

“县工作组”的同志说：“这不是你考虑的事。”

张国庆说：“有同志反映，大队昨天开了个会；写了一个什么决议，有些人签了名。忠良，决议在你哪里吧？”

李忠良有些慌乱，正不知如何办时；蔡阿毛一拍桌子，“呀呀”地叫。“县工作组”的人见他指着胸口，正猜测蔡阿毛是否说是“决议在他身上”？

蔡阿毛从口袋掏出一张纸，三下二下撕破；在众人惊诧时，他放进嘴，就着一大碗“汤药”，嚼着吞了下去。平日苦得咧嘴的药，他喝得十分甜。

“罪证”被毁，“县工作组”的人只好返回。

沈心田、王宏铭去找王新宇商量，王新宇最后还是同意“先病；边治疗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