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的，他们还说娘娘的病是皇上命人暗中下的毒，所以奴才，奴才不敢有所欺瞒。”徐应元颇有些紧张的回答道。

“可知道是何人所为吗？”朱影龙沉声问道，他本意以假死让张嫣脱身出来，与自己做一对长久夫妻，却想不到会有人在这上面做文章，想浑水摸鱼。

“奴才不知道，听说传出这些谣言的人个个行踪诡异，奴才打听了许多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只是知道他们喜穿紫色的袍服。”

“紫色的袍服？”朱影龙面色顿时凝重起来，因为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差不多要遗忘的人，这个人的手下都是穿紫色的袍服，当初抓捕之时，因为天黑的缘故，还因为他穿的是黑色，直到看清楚之后，才知道那是紫色。

这个人就是蓝霖，还有他手下的无为教徒。

难道这些人是无为教的余孽？朱影龙心中有了些计较，这些人不除，始终是个祸害，尤其还在“严打”期间顶风跟朝廷对着干，胆子也真是大的可以。

尽管这些所谓的谣言相信的人很少，也动摇不了他这个皇帝地位的根本，原本他大可听任之，不过想起后世邪教蛊惑人心的能力，起先都是注意的不够，最后险些酿成巨患，因此朱影龙决定对宗教严格监管，取缔非法宗教和集会，建立严格的申请报批制度，对像无为教这样有政治目的的宗教更加是予以严厉打击，并且给之定性为“邪教”，列为“严打”的重点照顾对象。

“清狱”和“严打”之后，朝堂内外都将获得一个相对廉洁的空间，也让许多郁闷不得志的官员们纷纷有了一个展露才华，报效朝廷的机会，不过摆在皇帝面前的是两个巨大的难题，一个是“土地”，另外一个是“税收”。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全国土地面积减少（实际上只有增，哪有减的道理），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集中在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的手中，加上明朝的户所制度，一户是农，只能从农，再闭关锁国，朱程理学对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极力压制，重农抑商，导致两百多年来，赋税都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还有就是税制不合理，课税繁重，最终导致内政糜烂，武备不修，空有亿万百姓，却让一个关外小族发展壮大，成了华夏主宰，开始了长达三百年给人当奴隶的苦难命运，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大明是个农业大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就是大明，但最大的国家却不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听起来有些讽刺的味道，但事实上，明朝现有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制度都已经走到了尽头，按照朱影龙自己的理解，大明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改朝换代，换一个皇帝，延续个几百年，第二，就是彻底改革现有的国家制度，首先要做的就是阻止土地兼并，第二是放开户籍制度，允许工、农和商之间随时互换身份，当然低级的贱户、奴户还有妓户在一定时间内还存在，但这也是要取缔的，当然这也是有限制的，对于世界大形势下，奴隶贸易的兴盛，巨大的经济利润下，朱影龙可没有想过对所有民族都是平等对待的，至少东面那个邻居，他就很想把那上面的男人变成奴隶，女的变成妓女。

在现有的国内形势下推行“土改”不能采用激烈的手段，只能采取一些比较温和的手段，这一点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可以借鉴的，用新的技术或者其他高利润的产业从大地主中将土地换了出来，然后以国家的名义分给农民耕种，逐步的让失去土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并且清理全国耕地，对没有地契但无故占有土地的人，不管是官还是民，多出地契的部分予以没收，然后发还给农民，同时下旨土地买卖必须经过官府，严禁私下买卖土地，在户部下增设国土资源司，负责清算和丈量全国的土地资源，超过一定数额的土地买卖须上报批准。

当然，朱影龙清楚现在的大明学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一套还比较难，因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国内改革的思潮已经形成，且没有严重的思想包袱，而如今大明却不一样，朱程理学仍然大行其道，读书人思想僵化，被“存天理、灭人欲”的那一套理论毒害，又太过于理想化，以自我为中心，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极力排斥，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搞“明治维新”那一套只能是个辅助的改革，真正的中坚力量，还是强行丈量土地，没收“黑土地”，然后深化推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还有就是“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已经税收混乱以及课税繁重两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