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厢邓舍、洪继勋在猜度朱元璋，那边厢朱元璋也在推测邓舍。

集庆，吴国公府，书房室内。

朱元璋、刘基、宋濂、陈遇、杨宪等人相对而坐。

除了这几人外，还有另外十来个陌生的面孔，将书房中填得满满腾腾。其中一人，年约五旬，坐在刘基的上首，仅次朱元璋之下，温和儒雅，生得面白长须，慈眉善目，颇有长者之风，不是别人，正是定远李善长。

李善长，字百室，其人少有智谋，习法家著作，“策事多中”，里中曾经推他为祭酒。

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率兵略滁阳，与他道上相遇，“与语，悦之，留置麾下，俾掌书记”。当时，朱元璋还没有发迹，犹自尚归属濠州，屈于郭子兴等人下。从那个时候起，李善长就对他忠心耿耿。至正十五年，郭子兴“为谗所惑”，抽调走了好几个朱元璋手下掌文案之人，惟独李善长“终不弃去”。

再加上定远相距朱元璋的故乡不远，他两人可算是“同里”，又还有一层老乡的关系。因而自此之后，李善长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十分信任。并且随着朱元璋的逐渐发迹、持续不断地开疆拓土，他在吴军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到如今，已经是官至江南行省参知政事，俨然集庆文臣第一。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被封为韩国公，排名第一，是为开国首功，位次尚在徐达、常遇春之上。

--，他曾经与朱元璋对谈，把朱元璋比作汉高祖，把本人比作酂侯，而把宋濂比作留侯。酂侯，就是萧何。汉高定天下后，也曾经大封功臣，把萧何定为首功，是为“开国第一侯”，位列在群臣之上。从这一点而言，倒也确实不枉了他自比“酂侯”之说。

此外，又有数人。

一个叫宋思颜，一个叫秦从龙，一个叫李梦庚，一个叫郭景祥。又有陶安、毛骐、汪河、孔克仁等。这些人，或是勋旧，或为亲信，俱乃是为朱元璋行省幕府中最为精华的人物。

比如宋思颜，早在朱元璋初置江南行中书省时，他便是唯一一个能与李善长同列，官居参议的人。又比如李梦庚、郭景祥，一个凤阳人，一个濠州人，投奔朱元璋也是较早，早在朱元璋渡江、攻克金陵之前便就在其军中“典文书、佐谋议”了。又比如毛骐，和李善长的“妇兄”王濂是老乡，他两个人是真正的“同里”，也是早在朱元璋渡江前就投奔来了。当渡江之初，朱元璋身边最得用的两个人，一个李善长，另一个就是毛骐。再又比如汪河，亦从渡江，曾为朱元璋出使察罕，“议论称旨”。

至若孔克仁，更在朱元璋建国后，曾被命“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由此可见，其人之学问、道德是很得朱元璋赞赏的。

这么多金陵的名臣聚集一处，场面较之方从哲那次来求见更加宏大，所为何事？

正是为商议张士诚出兵太湖之事。

同时，朱元璋也听说了察罕帖木儿已遣出援军，将至济宁。所以，此次的集会议事，也是为猜测海东接下来可能会采取的战术以及应对措施。

朱元璋召臣下议事，有个特点。

他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文武部属全部召来，而往往是会先私下里、小范围的先与亲信臣子商议过后，然后再扩大范围，把需要参与事情中的文武群臣们悉数召来，进一步地商议讨论。

就像这一次，他便是先和刘基、李善长、秦从龙等少数人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之后，才又把宋濂、杨宪、陈遇、宋思颜等人召来的。

要说，既已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又为何再把宋濂等人召来？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如今，管辖集庆府政务方方面面的就是这群人。不将之召来，就无法仔细、深入地了解集庆府现今的情形，就不知道有无足够的民力、财力乃至耐力来支持将来的行动。

等这一个会议再议论过了，随后他会召来徐达、常遇春之类的武将，再详细地当面分配任务，传发军令。所谓“不打无准备之战”，就是如此。形象地形容，他与刘基、秦从龙等人议定的可谓构架；与宋濂、陈遇等人议定的便是后勤；而之后与徐达、常遇春议定的才算是具体细节布置。

刚说到张士诚在太湖的动作。

朱元璋说道：“才得的情报，松江水军头领潘元绍於日前刚到了太湖，随其同行的，还有士诚麾下的步军悍将杨文德、孙君寿等人。嘿嘿，水陆齐出。从这个架势看来，他倒似乎是真想要与俺在太湖打上一仗。”

潘元绍，是张士诚的女婿，管领水军，虽酗酒嗜杀，但也是颇有战功的，乃是士诚的一个得力臂助。杨文德、孙君寿等人，在士诚军中虽不及李伯升等诸上将的威名，但也可算是一时之选，皆以骁悍出名。

李善长接口说道：“计其水军，号称十万，但据线报，现在到位的至多数千而已。又再计其步卒，号称五万，一样据线报，到位的不足五千。”

“诸位卿家，你们认为士诚此举是真想与咱开战么？”

“‘书生一夜睡不着，太湖西畔是他邦。’此乃松江府内一个士子的诗句。士诚等本起寒微，一时得志，遂至于此，淫湎汰奢，贤豪不用。他这个人本来就是素无大志，没有远见，以臣看来，虽然因为受到察罕的鼓动而驻军太湖，但只要主公一道军令下去，命建德的朱文忠部往前稍提，他必定就会仓皇失措，绝无再敢有觊觎太湖、乃至觊觎我金陵之意了。”

说话之人，乃是刘基。

朱元璋笑道：“老先生之言，甚有理也。”顾盼诸人，又问道，“诸位之见呢？”

在场的诸人虽说都是金陵的肱骨之臣，但“术业有专攻”，并非是都懂军事的。

像宋濂，就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不可置疑，此人非常有学问，学富五车，“于学无所不通”，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刘基曾经称赞他是“当今文章第一”，但是说到行军打仗、战术战略，却就是个外行了。

又像陈遇，虽然名气也很大，特别还精擅象数之学，也就是易学，但对兵家之事却也是个十足的外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再如宋思颜、李梦庚之辈，也多是执掌文书，处理政事，可谓“文臣”之才，对征战多不了解。因此，听了朱元璋的询问，他们大多都不着急回答。只有杨宪，坐在椅中，挺直了身子，大声地说道：“刘先生所言是也！”

“噢？希武有何见解？”

希武，是杨宪的字。他拽住袖子，昂然起身，侃侃而谈，说道：“‘夫视远者不及近，虑大者不详细。’处大事当有定见、有定夺。臣观士诚，诚如刘先生所言，果然素无大志，本无远见，更遑论‘定见’、‘定夺’了！从以往他与主公发生过的一些战事中就可以看出，他这个人，从来都是获得小利便沾沾自喜，稍有小败就难以自安。所谓‘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所以，臣以为刘先生所见是也！”

“这么说，你也是认为士诚屯兵太湖之事，其实不足虑也？”

“正是。”

朱元璋点了点头，又问秦从龙，说道：“秦老先生意下如何？”

秦从龙的年岁不小了，已有六十多岁。

他本是洛阳人，仕蒙元为江南行御史台的治书侍御史，后避乱镇江。至正十六年，徐达将攻镇江，朱元璋与之言道：“听说有个叫秦元之的，才器老成，你当询访，致吾欲见意。”元之，即秦从龙的字。

徐达领命，克镇江，寻访得之。

朱元璋即命朱文正、朱文忠前去聘请，并亲自到龙江去迎接。当时，朱元璋才下金陵不久，还没有治府邸，住在富民家中，因而邀请秦从龙共居之。再又后来，“即元御史台为府，居从龙西华门外，事无大小悉与谋之，尝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

相待之厚，倚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既闻得朱元璋相问，秦从龙忙恭谨起身，一部花白的胡须飘扬胸前，他并没有直接地做出回答，而是说道：“臣请为主公分析您与士诚的不同之处。”

朱元璋和颜悦色，笑道：“先生请讲。”

“或有以为，主公礼贤下士，而士诚胸无大志，这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之处。但以臣看来，却不以为然。”

“然则，我与士诚最大的不同在何处？”

“士诚其人，惧於后；而主公为人，惧於前。臣认为，这才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

朱元璋来了兴趣，说道：“惧於前？惧於后？……，元之此言何意？愿闻其详。”

“惧於后者，临敌则必有惧，盖因其无备使然。而惧於前者，必先有谋。谋定，则虽骤临敌变而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