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2人工防雹与仪式禳雹

洮州是甘肃省乃至西北地区雹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气象局防雹办负责人介绍说，1987年临潭县设立九个炮点，卓尼县设立两个炮点，90年代全部用上退役的三七高炮。这种双管高射炮的射程为4000米，作业角度为40—50度，如果冰雹云处于60—80度之间的仰角，炮弹只是穿云而过，没有任何效果。虽然技术有盲区和漏洞，但如果炮手及时、准确地判断冰雹云，几乎能够击散任何带雹云团。

虽然高炮全面代替简陋的土炮，鸟枪换炮后冰雹得到有效的控制，却没有对禳镇冰雹的扎山仪式产生替代作用。我在扎山仪式的论述中详尽地谈了仪式的种种职能，尤其是仪式对加强组织团结、指导行动和塑造共有价值方面的意义。雷德菲尔德在研究尤卡坦(yucatan)出现的文化变迁时指出，变迁出现三个趋势:该文化的组织失序、世俗化和社会个体化。洮州的仪式作用与尤卡坦变迁的对比可以说明，文化的连续性和动力有时比技术的力量更强大。尤卡坦面对变迁(包括技术)遇到的文化抵抗较为脆弱，原因在于它受外来文化要素的影响大于它自身的文化特质，而洮州人坚守了汉族人的文化特质，表现出较强的内聚倾向，尽管我列举了大量的影响变迁的因素，但在总体上和本质上，变迁的影响没有破坏文化连续性和文化动力。与仪式相比，人工防雹除了机器固有的干预天气的价值以外，高射炮在人们心目中是一堆钢铁加火药的工具，它不能给人以心理慰藉和复杂的人文关怀，更无社会整合的可能。人工防雹虽然增强了人们干预天气的能力，但无法替代仪式的作用，扎山仪式在人工技术普及的情况下仍能与之并存，说明一方面仪式作为精神力量消除了人们对雹灾的历史恐惧后遗症，另一方面，仪式的关注点将来有可能从灾害恐惧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并专注于仪式的抚慰功能上。

8.3.3农药的文化生态学

农药在洮地使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民公社时期。这种剧毒的化学药品一开始被视为危险之物而遭到排斥，原因主要是文化上的。汉族人信仰中有“万物有灵”的思想，道教主张“慈心于物”，民间则有戒杀生的生态伦理。过去乡民对于现代人深恶痛绝的苍蝇，也只是轰走了事，少有斩尽杀绝之用心。如今，经过若干年的适应人们慢慢地认知农药的效力，农药首先在汉族人那里被采用。在离汉族人较远的藏区，藏民笃信藏传佛教不杀生的信条，农药在藏区的传播经过了一个漫长且至今尚未走完的过程。县农技推广中心马主任在他28年的技术普及经历中，深知传统文化对化学技术的排斥作用。即便在最近几年，藏民遇到黏虫害高发时也不会主动使用农药，他们普遍有“惜杀”的思想，虽然他们不会使用“权力”的字眼，但信仰使他们非常尊重生物的生命权力。土著的藏民与自然为伴，是诗意地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他们难以接受这种伤残生物多样性的危险化学物质。然而像全球化的商品与服务一样，广泛的经济联系便利了“毒物的循环”，农业中使用除草剂、杀虫剂，其毒物残留在土壤和水中，从而残留在超市购买的蔬菜和水果中。除了日常饮食被污染，我要报告的是它对物种、生物多样性，进而对民间仪式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农药的使用如何与民间仪式发生关系呢?我们在前文提到“装脏”仪式，洮州18位龙神是木雕神像，也叫“木主”。装脏(也叫“翻身”)每12年进行一次。给龙神装脏需要三样灵物:蛇、燕子和喜鹊。在北路的林区甘沟大会，获取这三样灵物是在成爷的三个青苗会中分工的:头会的羊沙村负责抓燕子，二会的甘沟负责捕蛇，三会的秋峪负责找喜鹊。这些物种越来越少，尤其是喜鹊。80年代初喜鹊随处可见，但农药、化肥普及的速度很快，而且已进入大山深处像秋峪这些地方，敏感的生物渐渐逃离和消失。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喜鹊，便是在农药的广泛使用下变成了稀有物种，濒危的喜鹊是化学技术消灭物种的悲剧和生物多样性灾难的缩影，这直接造成神圣的装脏仪式无法举行。刘顺、甘沟等地的装脏仪式已经拖延了三至五年，我不知道这一难题洮州人最终如何解决。虽然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很大，但无论如何，我们从禳雹仪式看到的文化的力量，从“兰驼”进入传统的搬场活动可以表明技术与文化是双向互动，两者存在融合的潜力，在技术的影响下文化并非只有消失的宿命，文化形貌的改变也是有效的适应形式。例如，由于近年来工业用工的扩大使大量农业人口被置于社会化的生产体系中，从而减少了村民交换劳动力的可能。但互助行为并未消失，它只是改变了传统上单纯以劳动力资源作为互惠交互的方式，而现金、工具、技术成为互惠交换的新选择，因而产生了新的互助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