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仍在医院，因无陪五天来无语只是隔着玻璃窗看到宝宝不到40秒，今天上午还可以再看到一次，希望宝宝早日恢复健康！谢谢大家对无语和小市民的支持。无语尽可能的恢复更新！谢谢大家。）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丧失国格和人格，认敌为友，充当了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些民族败类最终的下场与那些入侵者一样，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人讨而诛之的对象。他们最终也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汉奸们丧失国格人格，认敌为友，充当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5月16日，随着台南日军投降，在台湾似乎一切零散的、对国防军有威胁的日军的散兵游勇的都正在被剿清。但是，对台湾来说，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那就是对台湾的清洗，自台湾光复之后，出于对汉奸、走狗的仇视，国内就有舆论要求政府必须对台湾进行清洗。
在台湾迎来光复之初，这种清洗运动就已经陆续开展起来，清洗的对象自然是那些出卖国家与人民，替日本人办事的汉奸。但是，这种的清洗并不彻底，尽管有1000人之多的汉奸被处死，还是有不少汉奸苟且偷生。
而即便是在台湾本地，很多民众同样对一些汉奸也是恨之入骨的，在台湾光复初，他们擅自杀死了上千名汉奸以及数万名日本移民以泄愤恨。渐渐地，这次清洗运动扩展成为民众自发的报复行动，只要是曾经与日本人有过牵连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
面对清洗运动逐渐演变成疯狂的报复行为，共和政府显示出高瞻远瞩的气魄。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司马认为，汉奸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汉奸可能是因为胆小懦弱而为日本人办事，但多数人是无古的，是被迫的，这一点是在光复台湾之前，司马就已经认同的。为了对大多数国民负责的态度，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这种盲目的清洗运动不应该再持续下去，应该在台湾实行一次真正的清洗运动。
应司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国会批准最高**官成立起专门审判汉奸的特别法庭，将民众自发的处决行为纠正为正规的法庭程序，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尽可能的避免冤案。
台北，西门町八角堂这处两屋高的红砖洋楼的墙体依然可以看到的战争留下的痕迹，现在这座八角形外观的砖造楼房外，挤满了数千名围观的民众，在八角楼的门外站着数名头戴白盔荷枪实弹的宪兵，在楼顶上的女儿墙突出的三角型山头后，依站数十名据枪的国防军官兵。
这里之所以会如此戒备森严的原因非常简单，八角楼是台湾特别法庭所在地，今天之所以吸引如此众多的民众围观，只是因为今天的这场审判，这场审判从开庭之前，就吸引了整个台湾的目光，台湾五大家族之的古家的未来均系于这一场审判。
“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
看着紧闭的大门，围观的一些民众唱起了这首几十年来一直在台北艋舺的酒场间不知有多少人传唱着的歌曲，公道在人心，或许过去姓古的被的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在几个月前的治警事件中曾他在为严智，也就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台语音译，但是台南诗人谢星楼却写一道诗讽刺他“古先荣比严智，蕃薯签比鱼翅，破尿壶比玉器”。
“……台特庭字第九六号公诉古先荣叛国罪一案，共和十二年5月20上午九时十分于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开庭……”
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官朗读案由时未带有一丝感情的声音在八角楼内响起，尽管是公开审判，但是根据法庭原则记者们不得携带相机之类的记录设备，只能依靠笔记，而速写记者则在纸面上勾勒出了古先荣出庭时站在被告席上的那种惶恐不安。
古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同样也是五大家族中与日人合作最为亲密的家族，其在台湾的影响力超人想象，国内报界用“台湾第一汉奸”称呼古家，关注这个案件的不仅仅只有台湾人，大陆同样关注这个号称是“共和第一汉奸案”的审理。
在大陆对此案国民的态度是杀之而后快，甚至有团体声称如法院不能柄公处理，他们将会刺杀逃脱汉奸，但是在台湾民众之中，此案却形成了两个极端，一方认为古先荣为汉奸，该杀，而另一方则认为古先荣无罪，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根据国际法台湾已经割让与日本，作为台湾人的古先荣与日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台湾家族出于为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也纷纷呼吁中央应重轻处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荣先生已能以前瞻的眼光洞悉台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否则永无翻身之日。毅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区秩序之得以早复，居民减于虐杀滋扰之苦，此行之力不为虚也。不仅如此，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围数日不解。日军扬言轰城，先生闻讯驰往，请撤南门兵愿代为舒解，终亦免于屠掠之惨。……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实则处当时之情势，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图免毁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诚，宁复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责，守经达权互通其义，固未可执一而论也。”
如此之类种种的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台湾士绅对“清洗运动”可能会随之扩大化的担忧下，纷纷出现在《台湾民报》、《台湾新报》等台湾报纸上，甚至于在开庭前，多次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台湾光复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经请示中央后，公署不得不下令台湾进入全面戒严，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
“……甲午战后，劣清战败割让台湾，日军未抵台湾，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向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此为被告卖国初始，随后其随日军南下，为日军引路、说服抗日武装，协助镇压抗日武装……在这里我请求法官大人来验证这些数量惊人的证据，这一系列的证据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卖国、出卖民族同胞为代价，谋取日人信任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这些罪行不仅仅是个人罪行，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犯罪，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重重叛国之罪，对同胞和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世人的想象，……”
作为检查官的王文深站起身看着座于首席的法官。特别军事法庭与的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审员制，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根据陪审员挑选原则，陪审员需在审判地挑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
随着检察官的声音在法庭上响起，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荣此时已经是面如白纸，豆大的汗水不时顺着额头滑落，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他只是在嘴边喃喃着。
“法官大人，在您的台上铭刻着一句“既便天塌，也要讨还公道”，古先荣先生的命运系于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奖赏和接受公职就被视为叛国罪的话，今天恐怕会有数十万台湾人犯下的叛国罪！”
身为古先荣的辩护律师的李玉堂，这位曾毕业于东京帝**律系，被视为台湾最“优秀”的辩护律师话音一出，法庭时顿时乱了起来。
听着法官的击锤声，同时大喊着“肃静”，李玉堂很满意这种效果，这正是自己需要的，把此案尽可能的扩大化，最终迫使法官无法忽视民意，毕竟在台湾曾有十余万人接受公职和奖赏，只有将案件范围扩大化，才能可能救回自己的委托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弃台湾，……志士谋独立，……连战皆北，唐景松携印潜乘德商轮内渡，民益乱无主，溃兵四出，土匪乘发，哭声满巷。当地绅商集议弹压，既无力可制，拟赴日军求镇抚，亦无敢往者。先生适事北来，得与其议，见事急乃告奋勇赴基隆请谒日帅。登舰日军临之以威，挺然无惧色。日帅桦山知不可侮以宾礼见，因得述来意以安民为请。……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因此事曾被骂为“汉奸”。然！事出有因！以当时台湾民主国部份义勇军在台北城内奸淫掳掠、加上日本人依照国际法取得台湾，因此古先荣等人开城迎日军让当时的台北人如同脱离“人间炼狱”，因此这本是合乎道德，若只是因为此事而称其为汉奸，被视为太不中立、对当年台北人太冷血。……民众只知古先荣先生过去与日人合作，却不知二十八年间，古先荣先生一直小心翼翼与日本占领军委以虚蛇，以免落得身死族灭之境，众人皆知日人之残暴，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压力而为之。”
李玉堂的话声未落，整个法庭顿时再次哗然，无耻之徒有之，但是却未曾想见世间竟然有如此这等无耻之徒，将卖国行径诡辩为“合乎道德”、“解民倒悬”之为，按其辩解古先荣不仅不是汉奸，反而是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
李玉堂的辩解让王文深心头一恶，这些律师为了钱什么都会做，他应该庆幸这里是台湾，如果是在大陆，那些替犯有叛国罪的被告辩护的律师，大都会收到死亡威胁。眼前的李玉堂有个日本名字叫什么来着……加腾六郎，这个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既然李大律师，这位毕业东京帝**律系的高材生今天重提此事，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到一点，在被告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的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同年8月，古先荣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南进，协助镇压抗日有功，以台湾绅士的名义，跟民政局长水野遵到东京，受警界人士接见，日方赐予叙勋六等、授单光旭日章，蒙受破格的光荣。次年，古先荣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同时取得日方所给的盐和樟脑等专卖的经济特权，奠定古家富裕的经济基础。获此经济特权的前因，在于其的卖国于先，以卖国之径而获经济特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获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将绕道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当时古先荣即奋勇挺身率领戎克船，参加鹅銮鼻和菲律宾间、台湾和福建之间海峡侦察队的活动……古先荣在台中公会堂演讲“时事谈”，提到“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这公会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啦。所以凡事不可错辨为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顿如此江山，比较支那，共和至今九年还不息兵乱；这样事由，良心可以忘记吗？其次，就是我对警察官的意见。警官之中，难免有无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无视他们；他们是有资格，不可与他争辩了。”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可为日本帝国之胜利的奋勇当先行侦察、并在过去的二十八之中一直坚定不移的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一边，支持日本占领者压制台湾人民之徒，可被视为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国民吗？其如果心存的一丝华人之意，又谈何先前鼓吹殖民统治之言，在这里我想重复那首在台北艋舺的酒场间传唱的小调“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