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一章因起争论是无语所料未及的，在这无语作一下解释，大家应注意到历史早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历史上1917年5月府院矛盾因解散国会、是否参战等问题而导致，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进京复辟，中央仅存权威被破坏殆尽，最终导致中国陷入全面的军阀混战，而在小说中，因俄国侵入买卖城，国家陷入存亡之境，府院迫于形势而暂时团结一致。张勋的复辟既无先天条件。这是小说中大历史的改变，但是小历史却未发生改变，既清室复辟之心！这一点相信稍了解历史的大大们亦不会反对。司马进京后为何会对荫昌之问如此激烈，一是清室仍窃居于故宫、清室每年仍受500万元供给，对外招着太监、宫女！甚至于连同67万京旗甚至还由共和政府发着俸饷！这正常吗？不正常！话仅于此！谢谢各位大大一直以来的对小市民的支持和厚爱！)
“号外！号外！司马主任怒驳旗人荫昌！斥清室之优待！”
“号外！华之主任不日将以公民之身份检诉叛国之王公！”
……
几乎是在司马离开总统府后未出三个小时，若大的四九城到处响彻着报童的吆喝声，司马进京第一日便只言将四九城搅得天翻地覆，这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谁也未曾想到，司马进京第一刀不是指向黎段二人，而是把刀锋对准了旗人。
司马驳斥荫昌关于《清室优待条令》的回答，几乎同一时间通过电台被各报记者的传至全国，举国上下都被司马的言语给惊呆了，自共和以来，尚未有任何一封疆大吏、甚至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入主中央之人，表示出如此强烈的排旗、仇满情绪。
一时间可谓是舆论纷纷，拍手叫好者有之，欢呼雀跃者有之。或出于向未来这四九城真正的主人买好之故，京城的一些政治名流几乎同时各界紧急呼吁，成立“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监视溥仪、康有为和其他清朝遗老的行踪，并呼吁调查满人集团与日本的往来关系。
自然与欢呼雀跃相对应的是驳斥、怒骂者亦有之。其中一位更著名的人物也为了自己的“忠君之梦”而通电斥责，他就是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大名鼎鼎的康有为。
“当真是是圣人不死，大乱不止！好个康圣人！好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
放下康有为的通电，司马面带嘲讽的讥笑道，此时的司马完全没有自己搅乱时局的自觉，眼前京城的风云变幻，让司马没想到的反对、斥责之声最凶的，不是那些旗人，而是那些个自己的本族同胞，那些个以遗老自许之人。
在康有为的通电中，电文先说清朝统治中国200余年的好处，继而说清帝逊位有大功，“夫中华之为共和，以清朝让之，非共和自得之也”，所以才有优待清室之条件。
随后还把自己恭维成道德“受国人钦佩”，自不会行些许狂徒之事，甚至于还恭维自己有相国之才。但是临了却称自己所为是受他人蛊惑，望趁尚未酿成大祸之前，痛改前非，以保中国之稳定、国民之道德核心。
“先生，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筹备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争取国会多数席位，这才是我们的首务，而您……先生，即便是您对满鞑有千仇万恨，等到将来您出任总理之后，自可在议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废除《清室优待条例》，界时大事已定，可愁事不成。而现在……”
看着面带讥笑的主任，杨永泰的满面尽是无奈之色，这两天京城上下像炸了锅一样，那些遗老遗少纷纷通电谴责，向大总统、总理递书请愿，甚至于一些外国公使也表示关注，虽说没影响正在进行的秘谈，但有损先生的名声。
“畅卿，全国有5600万选民！仅西北在册选民多达一千六百万人！分散在他省的三十万复兴党党员至少可为我们争取两千万左右的选民！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这场大选我们是赢定了！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们的组阁之路！这不过是一个插曲，即便这群奴才要为他们的主子出头，那么好！在京城到也闲来无事，就陪他们玩玩！我到要看看这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还能翻出什么花来！”
对所谓的遗老遗少司马从来没有任何好感，在历史上十多年后，这些奴才中的大多数人都卖身投敌，连同他们的少主子一起作了日本人的狗。
而一些遗老在通电中所说的更让司马倍觉恶心，他们竟然说中国文化核心就是三纲五常，一但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君主被扫地出门，实质上中国文化的核心已经消亡，三纲五常无法自圆其说，已随清帝烟云般散去。
甚至说西北既奉行儒家，那更应行忠君之事，如诺没有皇帝，那儒家再也没了根基，十三经等同废纸，所谓文化，仅剩皮毛而已。中国文化也就没了核心，整个大厦再也无法维持了。
这群奴才忘记了一个事实，正是那群人几乎毁灭了中国，他们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而他们自身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但当人们醒来时，却是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但在此之前，必须要挖掉身上的毒瘤。
对于未来的国会选举，司马根本不需要担心。此时中国人口4。5个亿，根据选举法规定，在共和二年第一届国会选举时，获得登记的选民共有4。3千万，选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10％。这一比例，和清末谘议局选举相比扩大了10倍，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议会选举相比，也不算低，此时的英国选民比例占全体成年居民的10%左右。
而根据《国会选举法》中的规定的人民选举权利的条件，比如“只有具备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和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在选区内居住二年以上，并具有小学毕业文化水准，才能享有选举权。”。西北现行的《议会选举法》亦是参照这些条件，而符合上述条件的西北登计选民多达一千六百万以上，尚未开选西北既控制了超过四分之一选票，必胜的选举，司马自然无需担心。
“畅卿，既然那群人已经有了反叛的念头，咱们就从后面再帮他们一把。把这份电报以我个人的名义发至全国！”
司马说笑着取出一份草拟的电报，之所以高调排满，正是想给那些人增加些许动力，毕竟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电报只有短短的几句话而已。
“惟是康氏为伪清圣人，而为共和之不祥人。彼每有所图谋，则必不利于共和。因改老子之言，而致慨叹曰：圣人不死，大乱不止！崖山之后无中国，甲申之后无华夏！思崖山甲申而不悲者，其人必不忠。不忠之辈，有何颜面言忠！”
“先生！这封电报，我看还是免了吧！康有为，小丑而，毋需与其多言！”
杨永泰一看电报，神色骤然一变，旋即直摇头叹气。何必同这种人浪费口舌。虽在大选胜券稳操，但绝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和那群人纠葛，一但等待来日。
“呵呵！畅卿！由你吧！”
杨永泰的反对的没有出乎司马的意料，原本就无意的和那位康圣人纠葛的司马，自然也不再坚持，有很多时候所需要做的只是煸个风而已，现在只不为是为将来的行动制度舆论支持罢了。
“先生，这是我草拟的公告，请您过目。”
作为先生的秘书长，杨永泰虽不赞同先生采取过于激进之策，但既然先生前言已出，杨永泰只能尽可能的使先生发言更具法理性，至少不能让国民以为先生是在无的放矢。
“……先生对于此事之意见，以为：由法律常理而论，凡条件契约，义在共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消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之崇报。然以国体既易民主，则一切君主之制度仪式，必须力求芟除，一以易民群之观听，一以杜帝制之再见。故于优待条件第三款，载明“大清皇帝辞位以后，暂在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又于民国三年《清皇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第二款载称“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时年号”；第三款载称“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
凡此诸端，所以杜渐防微，至为周至，非但以谋国民之安全，亦欲使清皇室之心迹，有以大白于国人也。乃自建国以来，清室始终未践移宫之约，而于文书契券，仍沿用宣统年号，对于官吏之颁给荣典、赐谥等，亦复相沿勿改，是于民国元年优待条件及民国三年《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中清室应废之各款，已悉行破弃。其王公更于共和二至今多次行复辟之举，乃实犯破坏国体之大眚，优待条件之效用，至是乃完全毁弃无余。清室已无再请共和政府践履优待条件之理。虽清室多位王公复辟失败之后，清室自承其行为皇帝概不知，斯言若信，则诸涉嫌乃为清室之罪人；然清室又予以其嘉奖，实为奖乱崇叛，明示国人以谋逆王公之大有造于清室，甚不惜出卖宫中国宝以助其用，其复辟之举，实为清室所乐从。事实俱在，俱可复按。综斯数端，则共和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吾以为社会达人请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所愿清室诸公省察往事，本时代之趋势，为共和之公民，享受公权，翼赞郅治，以销除向者之界限，现五族一家之实赡。若于此时疑力学问，以闳其造就，则他日之事业，又讵可限量以视口于深宫之中，曹然无所闻见者，为益实多。尤望诸公之高瞻远瞩，以力务其大也。将命代为奉复，希裁察为幸。此颂公祉！
西北边防公署秘书处共和七年十月三日”
随着杨永泰拟写的这一篇洋洋洒洒、不亢不卑、仁至义尽、劝教兼施的公告一出，那些一直为清室鸣冤收曲之人自然要失色结舌，无法再向这一面噜嗦了，而司马也乐得清静。
但大风波并未因司马的这封公告而平息，反而俞演俞烈。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有许多对溥仪不利的舆论，说城郊驻于圆明园的青年近卫军已经占领了颐和园，他们甚至有可能进入京城，似乎想对居于皇宫中的小皇帝下手，以剪除共和中国身上唯一的污点。这又使紫禁城小朝廷以及京城的满清贵胄和遗老遗少们惊慌失措起来。
自袁世凯身死之后，清室便对中央大员行使贿赂，其用意首先是为了确保《优待条件》能继续得到履行。而那些中央大员便投桃报李，对清皇室倍加优待，从未提迁居颐和园之议，连《善后办法》也置若罔闻。
这才有了现在小朝廷敢于招收阉人、公开赐谥，并继续在紫禁城中“暂居”下去。在他们看来，这个时候只有向的曾受恩于前朝的那些中央大员求助。除了向那些中央部府大员求助之外，现在只有一个人能保住这一切，，那位自己司马进京后的第二天，便将国事交于秘书长徐树铮告病在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