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对于阮大铖的来投是极度欢迎：“阮先生也是名臣，不但是福王的兵部尚书，而且还曾经入过阁，既然阮先生愿意为朝廷效力，那么回头就给你授两个牛录！”

过去汉官来投最讲究官位，但是现在多尔衮已经号令不动下面的王爷、贝勒，各个固山、甲喇已经形同军阀割据，大家谁手上兵强马壮就说话管用，掌握十万大军的阿济格说话最管用，所以汉官来投已经不讲什么官位，而是一开口“授五个牛录”或是“授两个牛录”。

但别说是授两个牛录，哪怕是授五个牛录甚至十个牛录也是空头牛录，大清国只是给了牛录编制，哪怕是洪承畴、冯铨这样的人物照样得自己去招兵买马，但这也是大清国应付眼前这场危机的唯一可行方案。

两次南征失利让大清国的每一个牛录都变得残破，不管用什么办法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元气，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只能饮鸩止渴，一口气新建了近三百个牛录，颁发给汉官的空头牛录更是达到上百个之多。

多尔衮也知道这种作法后患无穷，但大清国承受的损失实在太过惊人，所以多尔衮现在见人就打赏一两个牛录希望能用这些汉官来扩大兵马，而阮大铖也是能折腾会折腾的人物，他当即说道：“多谢摄政王赏识，但是要对付金华贼与刘永锡，两个牛录起不到多少作用，五个牛录可以勉强一战，请摄政王授我十牛录，我有办法大挫金华贼！”

如果是在入关初期，阮大铖提出这样的夸张要求肯定是第一时间被诸位王爷、贝勒砍成肉泥，毕竟大清国总共才几百个牛录，阮大铖一个新附之臣一开口就要授十个牛录那跟造反没有区别。

即使是牛录已经疯狂注水的现在，阮大铖开口索要十个牛录的举动仍然是异常大胆，但是多尔衮现在就怕汉官胆子不够大，所以他听到阮大铖这么说当即问道：“阮先生在福王朝廷担任过兵部尚书，有什么破敌制胜的奇策？如果能说服本王，自然可以授你十牛录！”

而现在就是洪承畴吹捧阮大铖的时候，他当即站了出来说道：“南征时阮兵部曾经上过平浙十策，字字都是金玉良言，可惜当时没人肯用阮兵部的平浙十策，不然金华贼绝不至于席卷南国！”

听到这多铎与豪格就不乐意了，毕竟他们俩是这次南征的具体负责人，但他们终究是大清国的亲王，而且所有人都认为两次南征失利，他们的责任最大，现在站出来与阮大然、洪承畴争论南征失利的责任问题绝对是自讨苦吃，因此他们只能保持沉默态度。

而阮大铖也是谦虚了两句：“不敢当，不敢当，平浙十策有不少地方不甚妥当，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阮某手上没有十牛录精兵，否则绝不至于让金华贼祸害天下！”

洪承畴继续与阮大铖进行互吹：“这次阮兵部北上，不仅仅是向朝廷报告田见秀领军南下的消息，主要想向朝廷献平南十策，这可是继平浙十策之后的定国之策，仍然是字字金玉良言！”

虽然阮大铖这辈子从来没有任何领兵经验，但是论夸夸其谈并以“知兵”的专家身份出场一直是行家里手，但过去他再怎么折腾都没办法糊弄多尔衮在内的诸位满蒙贵族，毕竟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实战专家，打过的恶战苦战比阮大铖看过的战例还要多，阮大铖只要一开口就会露出天大破绽。

但是现在大清国面临入关以后的最大危机，虽然也觉得阮大铖这位弘光朝的兵部尚书不靠谱，如果阮大铖真有如此神通，弘光朝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就被豫王多铎解决，所以大家都对阮大铖的平南十策寄以厚望。

现在普通的方子已经救不了大清国，必须要下猛药才能有起死回生的机会，虽然大家都觉得阮大铖的《平南十策》可能是真正的毒药，但总比坐以待毙更好，就连礼亲王代善都对阮大铖寄以厚望：“既然有平南十策，不如大家都听一听，如果合适的话，朝廷施行下就可以了！”

而多尔衮也当即说道：“阮兵部，如果平南十策真有洪部院说得那么神奇，这一次绝对不会象去岁南征那样成为百年恨事！”

说到这多尔衮恶狠狠地扫了多铎与豪格这两个罪魁祸首一眼，而阮大铖听到也是信心十足地说道：“多谢摄政王与诸位王爷赏识，但平南十策说起来复杂，实际真正的核心在于一件大事，但这件事肯定影响到诸位王爷、贝勒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事能施行下去，大清国自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不能施行的话，其余平南九策也是一纸空文！”

但阮大铖越是这么说，多尔衮与诸位王爷、贝勒就越是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