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国从容不迫的在团部处理着公务，倒是进出团部的干部战士们一个个都有些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模样。最先受不了的是周金才，经历了与周金国大闹一场、被关禁闭，后来又在周金国的说项之下官复原职的经历，两人的关系中有着说不出的疙瘩，却有实实在在的又近了一步。所以周金才找到周金国询问起来，“金国，上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事情就算了么？”

二团从部队开始宣传土改之后就能用“处于风口浪尖”来形容。周金才无疑是上一次闹出事情来的罪魁祸首。而这一次，团里面公认的罪魁祸首则是吵吵卖东西吵吵的最凶的士兵委员会的那帮人。可到现在为止，周金国除了下令全面终止由部队来推动的“经济战”之外，就只是强调了一件事，“部队是打仗的，而不是做生意的。”

所以听了周金才的问题，周金国答道：“什么叫算了？我去军部的时候，雷军长说了，当年我们组建总参谋部的时候，闹的笑话比现在只多不少。最后大家终于建成了总参谋部，咱们光复军从此怕过谁？”

周金才没有完全听明白雷虎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一个营长，还是不久前犯过错的营长，肯定是没有资格参加军长带头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周金才追问道：“金国，给好好说说呗。”

周金国却是叹了口气，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身为政委，去军部开会的时候是做好了被一撸到底的心理准备的。没想到会议一召开，军长雷虎率先发言，“都督带着我们在道州建立起参谋部体系，那时候除了都督之外，不，应该说包括都督在内，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总参谋部体系最终会成个什么样子。只是都督看事情看得透，他说先建立作战训练部门，以后招兵不归军官管了。所有新兵都送去作战训练部门培训，完成初级训练内容结束之后分配到战斗部队。那时候部队就闹出很多笑话，干的傻事，走的弯路数都数不完。现在回想起来，都弄不明白那时候都怎么能够傻到那个地步，更不知道人的私心能到那个程度……”

雷虎是以总参谋部的建立与现在党委负责制向比较，而且那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当时能够傻到那个地步，更不知道人的私心能到那个程度……”真心是点睛之笔，一家伙就把责任给挑的无比明白。

雷虎把调子定到了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上，政委沈心一唱一和的跟进，于是没人在把会议往拿人出来顶缸的方向走。讨论出来的结果就大大超出了周金国的想象。

惩戒的内容首先就是给团长和参谋长记了大过，却没有剥夺两人的军职。给这两位记过的理由很简单，身为军事主官而没有考虑到敌人大举出动袭击可能。这就是军事指挥有问题。

如果前去护送商队的不是一个排，而是一个营，甚至只是一个连，这场战斗都会完全不同。650人的一个营，哪怕是湘军与团练实施了偷袭，一个营面对两千湘军与团练组成的乌合之众，也能轻松的以一打三，歼灭敌人。即便是160多人的连，面对十倍敌人也能找个地方固守到援兵抵达。可只有40多人的一个排，遭到五十倍敌人的围攻，战败并不稀奇。

光复军时候打扫战场统计伤亡，即便湘军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占据了兵力的绝对优势，为了歼灭这40人的光复军，也付出了伤亡两百人的代价。这场战斗恰恰证明了湘军与光复军之间天差地别的战斗力。

除了军事主管的责任之外，党委会议上允许士兵委员会代表们参与也被认为有重大问题。经济战是中央的命令，中央不叫停，部队就不能说自己不干了。但是党委是权力机构，士兵委员会是辅助的监察机构，监察机构居然能对权力机构有发言权，这个关系被认为不合适。所以军部通过了以后党会不允许士兵委员会人员参与的决定。

这是制度上的问题，所以没什么对错，只有事实证明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沈心做了自我批评，认为应该更明晰这部分职责的问题。接下来讨论的则是对烈士们的安置。

尽管团里面从来不说英勇牺牲的郑玉凤同志与阮希浩军长的私人关系，但是团里面的高层都知道郑玉凤同志的家庭情况。所以周金国很担心怎么给第二军军长阮希浩交代。政委沈心处理的方法非常独特。最先的报告中，因为心里有芥蒂，周金国的报告中专门用一段话介绍了郑玉凤是阮志浩旅长的妻子，是阮希浩军长的弟妹。

沈心大笔一挥，就变成了“郑玉凤同志在1852年加入革命队伍，是光荣的光复党党员，是光复军中优秀的革命女战士……”

周金国原以为这是为了避免麻烦，可继续看下去之后竟然看出了门道，沈心并不是害怕郑玉凤的夫家会找茬生事，而是要塑造出一个英雄的女性战士。在行文处理上，郑玉凤杀身成仁与她是阮家的媳妇毫无关系，沈心强调的是郑玉凤本人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磨练出来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