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重塑御史台外，李诚中加在李茂贞肩上的担子不小，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制御史台。御史台分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掌纠察中央百官，殿院掌纠察官员礼仪，察院则负责巡察地方官员。这样的机构划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分权，防止御史台形成一言堂。但李诚中觉得，有了各个御史并立查案的“委员会”制度，再这么分权就很没有必要了。所以他打算三院合一，令御史台以一个完整而统一的面貌出现。

在御史台下，按照各道分别划分有司，另外追设一个中枢司，专门负责监察中央官员的任务。各司向所负责的片区派出御史，将职权和范围相对明确下来。

过去的御史台，也向地方派驻御史，一道设一观察，数州设一巡察。但这种方法有几分高高在上的意味，不是很接地气。巡察御史在某一州县待个半年，然后就立刻换地方，到下一个州县再待半年，对于地方官员的威慑效果确实有，但实际纠察力度却不大。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观察使又权力过大，很容易造成干扰地方政务的现象，天宝以后，很多观察使实际上成为了一道的最高政务长官，甚至演化成为节度使，反而将自己的本职给丢掉了。

李诚中的改制主要就是针对这一点而来的，总体而言，就是六个字：常驻、轮换、专一。比如河北道，专设河北观察使衙门，道以下，各州再设监察使衙门，乃至各县均设巡察使衙门。这就是常驻的意思，也就是让御史台从中央和道一级，直接常设到县，这样的举措，与李诚中在河北的官制是一脉相承的，核心思想就是处置权下移。

为了防止御史台衙门在一地时间太久而与地方官员勾结，每三年一轮换就成为了必然，从一道观察使开始，直到县里的巡察使，无论品级大小，三年必然调换一个地方，这就是轮换制度。

至于专一，言简意赅，就是专一于监察事务，而不可参与地方政务，说白了，御史就要专心干御史的工作，别想着对地方事务指手画脚，否则监守自盗起来，监察事务就成了摆设。

在常设御史衙门内，同样施行独立办案的制度。比如河北道观察使，下设多名“同观察”，少则三人，多则五人，均可独立接手案件而不受衙门长官挟制，保证了监察机构不会成为一言堂。

李茂贞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紧要的部门，会放心交给自己这么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对此，李诚中笑着做了解释，无非三条而已：其一，李茂贞为岐王年久，家财巨富，相较而言，不太容易为了财帛而耽误职责；其二，李茂贞是大老粗，反而不容易被文官系统这个大染缸所侵蚀；最后，国家制度只要完善，其实谁当御史大夫都一样。

这样的回答很直白，让李茂贞面皮稍红，不过却也就此安下心来。李诚中又告诉李茂贞两条原则：不可以公器而结私利——这是御史台查案的最主要标准、只可查劾而不可判决——判定案子必须由大理寺来完成。

李茂贞心满意足的离去后，吴中佐也抵达了洛阳。召吴中佐来洛阳的原因只有一个，建立如幽州一样的法院体系，当然，李诚中沿用了本朝的制度，就是恢复大理寺。

大理寺的前身是汉时的廷尉，至北齐时始为专署。本朝年间，大理寺专司重大案件的判罪，所谓重大案件，皆有官员参与其中，故此，大理寺又成了专司官员案件判决的机构。但大理寺职权不高，断案需刑部审核，很多时候还要引入御史台同断，即所谓的“三司会审”。

由国家行政部门来断案，是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的制度，判决权在于刑部，对于司法独立来说是一个绝对的桎梏。李诚中所要改革的，也就是扩张大理寺的职权。

九月十五，李诚中以监国名义下诏，升大理寺正卿为正三品官衔，位比御史大夫，与御史台一样，不受政事堂节制。同日，诏命吴中佐为大理寺正卿，重组大理寺。

新的大理寺扩充为一个从中央直到地方州县的系统性衙门，下设各职能司，同时加设巡回司。地方上，设都院、总院、分院三级法院体系，分别审理道、州、县三级地方的案件判决。大理寺内设的巡回司负责派出巡回法院，在各县之间巡回，以待不服判决的申诉。

法院体系的建设，李诚中给出了一个时间表，要求吴中佐在三年内完成整个框架的搭建，三年以后，原属刑部的判决权，将全部转交给大理寺，届时，整个大唐将只有一个判决机构，以达成判决标准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