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宋朝的科举只有解试（州府主持）、省试（礼部主持，相当于会试）、殿试三个级别，凡是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去参加宋代科举的第一级考试——解试，这与明清有着很大不同——在明清要事先通过县府院三试取得“秀才”功名才能参加乡试。所以，在宋朝是没有“童生”、“秀才”这两种级别的读书人的，或者说，任何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都可被称为秀才。
解试通过就是举人，可以参加省试。但是如果省试没有考中，下科还得从解试考起。也就是说，在宋朝，“举人”这种功名是一次性的，正常情况下保有期为一届三年。而不是说你做了一次举人，就能一次次的参加科考了。
陆谦觉得这法子很好。完全是照抄了来。
如此是多么大的优势啊？等于说州府大学的学子，同等情况下有两尺考举人的机会，这是县里的官学以及各地私学完全无法媲美。而比较起来，官学升入大学更为建议，这就好比后世各大名校的附属中小学。陆谦没有直接砸了那些名老宿儒的招牌，实则更加恶毒也。
中国人于做官上的热情，根本不是所谓的道义、师生情谊、大义啥的可以阻拦的。尤其是在陆谦的声势蒸蒸日上之际。
如是，对比‘文学’上顺利的进展，从演武堂演化而来的武学，就开展不利了。
那各州府大学与国子监，虽然缺少名师教导，可是别忘了，陆谦麾下的科考与宋朝完全不同。政务、税务、司法，分门别类，陆谦早组织人依据实例编撰起课本来，宗颖做这个很用心尽责，结果也颇好。如此，那些讲师便只在课堂上照本宣科，下面的学子拿着课本用心钻研，科考之上一样可扬名。
而齐鲁本地的那些书院，即便有名老宿儒教导，那所学与所考，驴头不对马嘴，一样是完蛋。而那些名老宿儒若是也改随“国教版”，那么，他们一身所学也就废了大半了。
陆谦此举叫齐鲁本地历经清洗之后残存的士林中人大为不满，近乎是有一个算一个，都在高声攻击着陆谦离经叛道、大逆不道。但这叫嚷有个鸟用哦。陆谦要的是实打实的做事之人，不是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这引导中华文明方向，改变正在走向陈腐的儒家，于陆谦眼中，那就是要从改变科举，改变天下读书人做官的路径着手。就像当年的王安石，如何推广自己的理念？那就是科举。
熙宁八年，耗时三年的《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编撰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神宗皇帝颁赐给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
如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也依旧源源不断的为新党输入新鲜的血液。知道蔡京之流彻底的把‘新法新党’的招牌砸烂。
文学上陆谦不以为意，一群书生的叫喊，仅此而已。反正他在天下士林中的名声早已经坏透。估计也就比方腊好一些。后者对于官吏的手段过于酷烈，虽然他们的心情值得理解，朱勔一党流毒江南七八年，本处百姓苦贪官污吏久矣。
陆谦的大清洗下，一地士绅、读书人，多少也能留下一半。摩尼教义军所过之处，则几乎斩尽杀绝。
陆谦实则更关心武学。国子监与武略院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师资力量不足。只是区别在于，文学这边的这一难题被现实大大的缩小了，而后者却被放大了。
国子监的监生能抱着课本啃，武略院的武生能一般无二吗？这不可能。
而梁山军中倒是有很多战场经验丰富的人物，但眼下有偌大的地盘要驻守，未来还可能有频繁的战事要发生，那些军将显然不可能成为固定教员。如此，陆谦把目标打到呼延灼他们身上，就也是顺理成章了。
后者也顺势而为。
而至于呼延灼他们为何会猛的选择低头，哪怕不上战场，只在武略院中任职任教。说到底，那还是老赵家自己做的孽。去岁年末，赵佶匆忙迁都西京，以洛阳为行在，呵呵，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老赵家自己都没信心短期内镇平齐鲁，恢复天下。他们就也得过且过吧。
洗漱更衣，打扮一新后，苏定引带着他们骑马奔向兵部衙门，周遭是两百名全副武装的甲兵。虽然苏定觉得身后这些人早已经意志消沉，就是没有甲兵看护，他们也不会奔逃。但为以防万一，还是稳妥为上。
众人一进益都城，呼延灼他们就感觉出一股违和感。这城中打扫的如此整洁，是其一；沿街商贸繁华，人流往来繁多，则是其二；其三是百姓脸色红润、安定。
这画面说是在太平年景才对，怎么也不改映现在一座刚刚沦入匪寇之手数月的益都。
“陆谦竟有如此治世之才？”很多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他们知道自己的份量，还不足以让陆谦为了他们而弄虚作假。
到了兵部衙门，苏定引着他们直入职方司，这就是兵部的组织部。那职方司郎中与苏定相熟，两边交接后，多叙了两句话，就听得外面忽然传来了一个粗大的嗓门：“休聒噪。薛永何在，唤他出来见俺！”
苏定惊愕，“这是何人？”在兵部衙门直呼兵部尚书名号，他好大胆子。
那郎中苦笑道：“一浑人罢了。乃方圣公二太子方肥是也。”
杨温忍不住嗤笑，“再是浑人，如此无理，也当乱棍打出去。不然你官署威严何在？旁人看了去，都以为是梁山泊怕了那方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