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授了正七品下宣德郎，又领了权知沧州事的施国忠家住在潘楼街附近的豆腐巷。也不是什么几进几出的大宅，就是一栋沿街的两层小楼，看着有些低矮，也没有院子，一点儿都不气派。

不过能在开封府最繁华的内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宅邸，还是足够让人羡慕的，哪怕他是一位堂堂的正七品朝官，现在还领了一州军政要务。

这所房子当然也不是施大知州用贪污受贿来的钱购买的，而是他的娘子万大姐的陪嫁。

施国忠是元祐三年的进士，那一科的主考官就是武好古的恩师苏东坡。施国忠自己就是四川人，深受苏门蜀学的影响，写的“论”和“对策”深得苏东坡的赏识，所以考上了个第二甲。

当年他是个五十三岁高龄，人见人嫌的老秀才，而且还是个没讨过娘子，家里面也没什么财产的穷光蛋，人生是一片灰暗。在高中之前别说四川老家的那些亲戚都嫌弃他，就是他自己也嫌弃自己。如果不是怕死，早就拿根绳把自己吊死了。

可就在元祐三年二月十五日国子监前放榜的那一刻，施国忠立马就神奇地实现了屌丝逆袭，被一群年纪比他还小的白富美她爹争抢……最后他一个五十多岁，半截身子入土的糟老头子，居然迎娶了开封万家的大小姐，还得了一所价值数万缗的宅子以及陈留县的万亩良田还有一大堆金银财宝做陪嫁。真是做梦都没那么美啊！

也许是因为这幸福生活来得太不容易，所以施国忠这个堂堂二甲进士出身的文官做官做得比条黄鳝还滑。早年当县尉，当教谕的时候，专门拿一些没啥背景的中小商人、地主立威，看上去好像很有风骨。后来被提拔当了监察御史里行就开始混，尽拿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弹劾权贵，也不“入党”，结果就被打发出京做知县了。在知县任上也是糊涂官办糊涂事儿，从来不敢去招惹权贵豪强。

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要在知县任上混到致仕了，却在阳谷县任上抓住了个不动声色逢迎幸近的机会，转眼就混上了知州——从知县跳过通判直接当上知州，可是官场上的飞跃啊！

而这飞跃是如何实现的，施国忠当然心知肚明。不过他并没有因此上门去向武好古道谢，而是沉住气在家里面等着武好古上门。倒不是他在端架子，而是一个堂堂正七品的文官去拜一个从七品的武官的门是有可能惹来御史弹章的。他可不是蔡京那样的大山头，不怕别人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弹劾他。

不过一等多日，都快要去沧州上任了，也不见武好古来访。武好古没来，却来了个施国忠早年在外游学（其实是当教书先生）时认识的朋友，比他晚一科金榜题名的宗泽——就是那位北宋末年的抗金名臣，当过东京留守的宗泽宗汝霖。

宗泽是元祐六年的进士，官运其实不错，第五甲的出身，早早就当了知县。现在刚刚做完了一任龙游知县，回京述职守选，借住在距离豆腐巷不远的观音院内，时常来豆腐巷和施国忠喝上几盅小酒，畅通一番国家大事儿。

而今天，来访的宗泽却和施国忠聊起了昨天才发生的“楼市风波”。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风波，只是有些进士出身的文官和一些禁军小武臣没有买到房子，在共和楼门口堵了一会儿。如果不是惊动了安焘和吕嘉问这两个大佬，压根就不是个事儿。

但是武好古偏偏撞在了安焘、吕嘉问的枪口上，明眼人都知道，这事儿可就不容易了啦。

不过宗泽那可是一代名臣，看问题自然深刻一些了。

“喜忧参半，先喜而后忧。”

听了宗泽的评价，施国忠皱了下眉头，“怎么是先喜后忧呢？明明都是喜没有忧啊！都亭驿、封丘门内那两幅地也没多大，盖了房子竟然卖出几百万缗……若是就此能盘活朝廷在开封府的土地，一年卖出几块地就能收入几百万，抵得上天下十分之一的税赋，难道不好吗？”

“这是好事，”宗泽说，“但是伯恩兄你不能只看眼前而忽视长远啊！这次共和行仅仅靠两幅地和几百处房产就圈禁数百万缗……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敛财速度啊！”

“也算取之有道啊！”施国忠摇摇头，“有甚不妥？”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啊！”宗泽摸着自己的大胡子，皱着眉头，一副忧国忧民的模样。“如今的天下，就是多而不均，富而不安，人心惶惶。而武好古的所为，又给豪门权贵开了一条条迅速积累财富的路子，必将造成富者越富，贫者不安，长久之后，就恐天下解体啊！”

宗泽所言，用后世的话说，就是武好古的所为在加速资本的积累和聚集。不仅在开封府搞“地产兴邦”是这个路子，在界河搞商市，在海州搞天涯小镇，都是在集中资本——资本集中了，才能有主义嘛！

只是在这一次的房产售卖活动中，资本聚集的效应特别明显，这才引起了宗泽的担忧。

当然了，他的担忧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资本的聚集，或者说是富者愈富之后，就一定会造成贫者不安。而且“愈富”的富者大多来自中心城市，看武好古这一次在地产生意上捞到的钱就知道了！能分到他自家的钱，怎么都有好几十万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