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爱国、白保国弟兄两个灰溜溜的走了，陈学智却唉声叹气，生怕儿子惹祸。

学义叔给陈观提醒说：“观子，要不你晚上避避吧。白爱国的妹子白爱月是村支书未过门的儿媳妇、妇联主任，和乡派出所的人熟悉的很，他们捎个信派出所的人就跑来了。和他们顶牛划不来。”

陈观眯眼看了一下白爱国、白保国的背影，淡淡地说到：“要是派出所能来，更好，省得咱上门去请人家，有理到哪里都不怕！打麦！”

郑玉莲和陈学智不同，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她突然发现儿子长大了，成了自己的靠山了，啥也不怕了，大有自己的公公陈德大当年的风采，就拉着陈观开始问吃饭了没、渴不渴。

陈观心里确实是没把白爱国弟兄两个当回事儿，他知道自己抓住了白爱国算错帐、白保国收电费上的错处。按照常理，就算白爱国让妹子白爱霞和村支书搬出派出所来，也没啥大不了的，自己占理，派出所就是来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如果派出所真的和白家兄弟沆瀣一气，胡作非为，陈观就想啊，正好，闹到龙湾乡政府去，看他们到底管不管。反正自己一家穷的叮当响，光脚不怕穿鞋的，看看最后到底谁怕谁！

还有一个原因，陈观和白爱月从小一起长大的，他相信白爱月不会由着两个哥哥胡来，去播弄是非，让派出所来对付自己。就算是白爱月变了，势利了，也不计后果对付自己，村支书徐忠厚也不会让他们胡来。能当支书的人都有一定城府，会算清利害得失的。

还别说，陈观这四年大学没有白上，可不光是死读书和做家教，还真的是学到了人情世事的个中三味。

陈观对郑玉莲说：“妈，你别在场里忙活了，我们人手足够。你回去喊几个婶子和嫂子们帮忙，我从镇上回来买了50斤肉、两副猪下水、50斤粉条、50斤豆腐和三编织袋蔬菜，还有酒和烟。我大学毕业了，分回明水了，想请村里的老少爷们晚上喝酒。你回去张罗吧，我们打麦！”

郑玉莲不知道儿子到底有多少钱，一下买这么多东西。但是她知道儿子勤工俭学，赚的钱都让她看病吃药了。现在好了，儿子毕业了，分回明水工作了，以后再也不会受人欺负了。因此，郑玉莲喜滋滋地回家忙活了，一路上见人都说陈观毕业了，分回明水工作了，晚上到家里喝酒。而且还不停的进各家的院子，喊人去帮忙。时间不长，五龙峪的人就都知道老陈家的儿子陈观大学毕业了，晚上老陈家要请客了。

陈观他们顾不上管家里如何做菜、办酒席的事情，已经开始打麦了。

白爱国、白保国弟兄两个回家后，一口窝囊气没地方出，喊来妹子白爱月，将在陈家打麦场上受的窝囊气学说了一顿，让妹子给乡派出所打电话，叫派出所来把陈观抓去拘留几天。

陈观猜的不错，白爱月和陈观从小一起长大，跟在陈观屁股后面上学、放牛，哪里会为难陈观，把两个哥哥说了一顿。不过，白爱月虽然长的漂亮，水平却很有限，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白爱国、白保国听了她的话，没有受到开导，反而觉得女大不中留，容易胳膊肘往外拐。

白保国鼓动白爱国去找亲家公徐忠厚告状。他是支书，这事正该他管。

白爱国忍不下这口气，在白保国的鼓动下，去村里的小商店买了一条烟夹着，跑到后沟村去找直属徐忠厚。

收麦大忙，徐忠厚没有在五龙峪白家大院的村委会，在家里收麦。

看到白爱国来了，正在割麦的徐忠厚把手中的镰撂下，拉着白爱国在两个捆好的麦捆上坐下，摸出烟，给白爱国一支，自己也抽上，接着就问收完没、收成好不好。

徐忠厚老婆着急的是问白爱月好不好、收麦下地没、晒着没，千万别累着。

白爱国一一作答后，低着头想了半天，这才把和陈观在打麦场上的争执说了一遍。末了，白爱国气愤地说到：“徐支书，你可得给我做主。不然的话，这五龙峪组的工作没法干。必须得让派出所出动，把陈观拘留，最好劳教，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

徐忠厚五十多岁，五短身材，眼睛却是极亮，白爱国说话前低头琢磨怎么说的时候，徐忠厚就知道白爱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想到白爱国说的是和老陈家的陈观发生了矛盾，而且，白爱国不占理。

徐忠厚猛吸一口烟，呛的咳嗽了几声，吐了口痰，慢悠悠的问到：“陈学智家的村提留乡统筹款子，你到底算错没有？”

白爱国吭哧了一会儿，说到：“我没有算错，我是照着原来的底子算下来的。怎么会错？”

徐忠厚反问到：“原来的底子是三口人，你当组长后陈观的户口转走了，你觉着再按三口人计算合适不？”

白爱国梗着脖子说到：“有啥不合适的？他家是三口人的地，比两口人多2亩呢！”

徐忠厚耐心地开导到：“爱国，村提留乡统筹的原则是地亩和劳力相结合，咱乡是按照人口算的。按人口算的好处是涵盖了地亩多少和劳力多少的差异。比如你家劳力多，如果按照劳力算，你家就交的多，你肯定不愿意。再比如有的人家老人多、孩子多，分地多，按地亩算，这样的人家就吃亏，他们也不愿意。只能按照人口多少来算，人口多的，你得地多，没啥说的，人口少的，交的少，也没啥说的。既然咱乡是按照人口数量来征收的，那就是政策，是标准，人家陈观提的问题就对。你按照老底子算，就是多收陈学智家的村提留乡统筹了。说到哪里你都没理。这个事，你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