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女政论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性的无知与对男性的绝对服从感到痛惜，称她们“为情感所俘获的可悲生物”，呼吁社会给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1792年1月，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一书，要求立法者将注意力转向女性，在卷首“致前奥顿主教塔列朗·佩里戈的一封信”中，她请这位笃信自己是按照最能增进妇女幸福的方式来行事的立法者考虑一下：

“当男性可以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可以自行判断关于其自身幸福的问题的时候，压制女性是不是自相矛盾以及有失公平？假如女性和男性同样拥有天赋的理性，是谁规定了男性才是唯一的审判者呢？”

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在厌女主义的时代，她为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所付出的努力屡屡被社会主流误解，然而她的女权主义理论对后世女权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发起了女性参政权运动，许多参政权活动家同时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们致力于终止美国的蓄奴行径，相信南北战争胜利后，白人女性将与黑人男性一样拥有参政权。

可是战争结束后，国家大部分领袖依然反对给予女性票选权，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促使运动内部走向了分裂。

部分参政权运动领袖，以苏珊·安东尼、伊丽莎白·斯丁坦为首，控诉共和党人背信弃义，放弃白人女性权力却支持黑人男性争取权力，1869年5月，他们组成了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

其它运动成员并不赞同安东尼这种对抗式的策略，他们认为解放黑奴的立法应该享有优先权，1869年11月，他们另外组成了美国妇女参政权协会。

1870年，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宪法第十五次修正案通过了给予黑人男性票选的权力，但并没有给予妇女同样的权力。

作为回应，安东尼和斯丁坦于1871年向国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女性享有参政权，当发现此举无效后，1872年，安东尼率领一群妇女来到选举现场并试图投票，她因此以“明知错误并且违法进行投票”的罪名被逮捕。

1890年，两个妇女参政权组织合并，成立全美妇女参政权协会(简称nawsa)，至今为争取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不懈斗争。

至于雪莉·芳登和这个女权组织的关系――

李澜脸上露出一个甜蜜的笑容，“nawsa的会长是我男朋友的堂姐，我只是给她寄去了一封信，嗯……言辞稍稍激烈了那么一些。”

“这么说你是阿比盖尔的弟妹，天啊你知不知道她是我的女神！赫本，你一定要把我介绍给她认识……好激动！啊我要疯了……”

显而易见，康斯坦丁已经进入迷弟模式，不屑于搭理外界那些愚蠢的凡人了。

李澜自觉躲到一边，任他徜徉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

李澜决定留下雪莉·芳登的时候，心中就有了谋算，她和伯拉斯科沟通后，确定《纽约时报》会保持中立偏支持的态度。

剩下《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所属时报-镜报公司与罗伊·布莱克存在恶性竞争，雪莉·芳登事件他们肯定站在对立面。

得到《华盛顿邮报》的支持则纯属意外，阿尔弗雷德打来电话告诉她这家报纸的老板尤金·迈耶是他堂姐夫，他堂姐阿比盖尔是个地道的女权主义者。

李澜立刻知道该怎么做了，她从阿尔弗雷德嘴里了解了更多关于阿比盖尔的事情，准备充分后，提笔写了一封求助信由阿尔弗雷德转交阿比盖尔。

这封信不仅仅是一封简单的求助信，她把雪莉·芳登的遭遇稍稍润色:

一位未婚女性与男伴亲密接触，竟然被偷拍登报甚至斥为“性丑闻”，卫道士们要求这位女性离开她所热爱的职业，更过分的是，他们迫使她离开家乡四处流浪。

他们是在“杀人”，是在剥夺几百年来女性通过艰苦斗争才获得的生存权与工作权，是在与女权的时代潮流对抗。

……

美国三大报纸，两家站在了她这边，输赢一目了然。

因此，李澜才会安心离开林肯剧院，准备她的电影处女作《伯修利亚女王》的拍摄。

康斯坦丁早就联系好了拍摄地点，一座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小镇，他过去很多电影都是在那里完成拍摄的。

汽车行驶两个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等在那里，看到康斯坦丁的身影他热情地迎了上来，嘴里喊道：“康斯坦丁，好久不见。”